乡村数字治理中协同惰性的 样态、成因及消解

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协同惰性是乡村数字治理效能提升的障碍。基于乡村数字治理之情状,参照协同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将当前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协同惰性总结为目标异向型、权力失衡型、信任度较低型、领导力不善型、成员结构不优型等样态。协同主体固有的异质性、传统乡村治理文化的阻滞、平等协商机制不畅、协同行动“运动式”开展等是乡村数字治理中协同惰性生成的主因。因此,须从加强各级党组织对乡村数字治理的领导、优化协同体成员结构、增进协作意愿、强化全过程监管等方面入手,着力消解乡村数字治理中的协同惰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警察权治理的内涵构成与实践路径

警察权是以现代化为指向的政府权力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必然要彰显现代化治理要求。警察权治理涵盖多方参与、综合施策、对话协商、智慧治理等丰富内涵。以现代化治理视角观照,我国警察权面临着治理角色定位不清和功能异化、权力主导但协同缺失、命令色彩较浓而协商不足等问题。另外,警察权与新兴技术手段的融合导致个体信息及隐私权利的保护遭遇较大风险。警察权治理,要通过厘清治理定位、完善治理配套措施、推进治理协商创新、改进治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着力明晰警察权治理边界和治理方式,增强警察权内外、纵向横向、政府与社会多向度的治理协同,推进警察权运行机制内部协商治理的先导化、前置化和要件化,全面引入和贯彻协商治理、社会化治理、市场化治理,重塑警察权的治理架构。     

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治理重心下移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当下城市社区治理正面临着认识不深刻且有误区，缺乏社区治理规划，治理优质资源下沉不匹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壁垒阻力较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不足等现实挑战，无法有效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迫切需求；应当从践行协同协商协作理念，明确共建共治共享思路，科学制定社区治理规划，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强化数字治理深度运用，提升科技在社区治理中的含量等多个层面上，不断加强、稳步推进，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社区有效治理。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与乡村内部结构、组织功能与相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需要多主体、跨区域的协同治理。基于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基础与过程展开研究后发现,现阶段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需要从分级领导协商、社会力量动员、信息融合共享、快速响应协作与成本责任共担方面做好机制构建。未来,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范式创新要迈向“统合型包容”,但统合型包容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过程,仍要立足于长三角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全过程与共同富裕发展新需要,从主体统合、任务统合、资源统合与技术统合等四个层面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发生。     

协作治理：城市多民族社区民族工作创新的探讨

多民族社区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前其民族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源于民族事务的复杂多样,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以及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匮乏等。在借鉴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基础上,笔者对城市多民族社区民族工作的基本架构、实践逻辑、运行条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借助多元主体、互动关系、协商合作、网络结构等概念,力图诠释协作治理式民族工作的主要意涵,以期为城市民族工作创新提供可行的设计方案。     

软法视阈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建构

软法研究的勃兴在于国家与社会之于公共治理学说的理论共识以及公共治理现实的实践探索。作为国家治理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与软法不仅在概念层面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而且在现实层面发生了有效互动：软法的灵活易变性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动态复杂性相协调、软法的整合功能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多元合作特性相契合、软法的认同性约束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互动协商相配合。这对于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表现在健全规则供给机制、创新信息沟通机制、构建主体协同机制、建立协商对话机制、完善实施保障机制等方面。     

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

张康之在《行政论坛》2008年第6期撰文指出,20世纪后期,各国在政府和非政府的部门间建立起了一种合作对话机制,各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组织发展迅猛,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政府部门进行协商、对话与合作,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变迁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参与治理、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三种既有逻辑联系又有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同治理的分析及路径选择

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呈现出管理主体单一、权威来源唯一和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的多元化治理、部门协同治理等理念可以很好地改进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和方法。本文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特点出发,分析了目前主要存在的公共危机管理问题,阐述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要点,从政府理念、预防机制、部门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政府危机管理转变为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内涵、特性与限度辨析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我国区域实践和环境政策中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通过对其内涵、特性与限度的辨析，将有利于厘清问题实质、推动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相关概念之间既有关联性，也各有区别，根源在于作为本源的“治理”概念本身具有丰富性和多意性。而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具有开放性与动态性、非线性与演化性、复杂性与适应性、周期性与迭代性等特点，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专业化是其内在要求。总体而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虽是应对环境“治理失灵”问题的适宜模式，但其有效性具有边界和限度，不能无限扩大。     

合作治理:现状和前景

合作治理作为近年西方国家出现的旨在解决跨域跨部门公共问题的一种新治理形式,逐渐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合作治理的理解都强调了其集体的平等的决策过程、协商的决策方法和共识的导向。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结构选择理论能有助于理解合作治理的不同方面。目前,学者们对合作治理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合作治理的协商过程、有效参与、联合行动的能力及其互益的互动。合作治理的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参与者的协商行为、参与代表性和共识判断。     

言说与行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治理主体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由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共同协作编制而成的合作治理网络。在此网络中,各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最大限度发挥功能优势,实现社会治理结构优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言说—行动”分析框架为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治理主体通过协商民主与合作行动共享治理话语权和行动权力,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连片民族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协同扶贫合约制治理模式探讨——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区域发展与协同扶贫已成为连片特困地区的重要区域公共事务,基于区域治理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区域发展与协同扶贫重大区域公共问题的合约制治理模式成为主要的制度安排。基于武陵山区域合约制治理的实践考察,分析了合约制治理的经验,但也存在协作观念不强、协作制度与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等问题。应从培育协作观念与合作意识、建构治理贫困的合约制系列制度、成立区域发展委员会和协同扶贫开发委员会保障合约执行等方面改进连片特困地区合约制治理。
     

协同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创新模式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业污染向其他一些地区转移,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发生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企业和民众三个主体产生利益冲突,在博弈过程中没有达到利益均衡。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政府的一大难题,亟需寻求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协同治理。因此,建立一套协调治理模式是必要的：需要构建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合作的模式;需要构建政府与媒体的合作模式;需要建立政府与环保NGO合作模式。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民众、媒体和环保NGO协同起来,形成一种合作联动关系,共同参与治理,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起来。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然逻辑、政治博弈与实现机制

协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沟通、良性互动、积极回应与通力合作形成的治理格局。然而,由于有限理性、利己主义等原因,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蕴含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间的政治博弈,这必然将给协同治理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需要构建有效的承诺与合作机制、信誉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困境和路径——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生态系统保护提出的新方向,加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家公园治理体系存在着偏重政府单一主体、缺乏多元主体参与的问题.以协同治理理论为研究框架,认为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同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中的重要参与者,三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打破目前在国家公园试点中存在的府际横向协调、政企协作和政府与居民协作的困境,提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以及生态系统保护的有效路径.     

从静态到动态：劳动关系治理思维的变革

[提要]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尖锐凸显,表明“以静态的法律强制替代动态的劳资内部协商”的劳动关系治理机制失灵。劳动关系治理思维应该实现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向,在坚持国家适度干预原则下,通过劳资双方协商与合作使劳动关系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平衡。劳动关系动态治理的首要目标是构建既自成一体又动态发展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为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创设制度空间。完善《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工会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实现劳动基准制度、个别劳动合同、集体合同、企业民主管理、集体协商、劳动争议处理等多重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实现劳动关系动态治理目标的方向。     

高等教育治理理论及其原则

高等教育治理理论作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创新，在高等教育领域有其存在的实践依据与所遵循的原则。它与高等教育管理的根本区别就是，高等教育治理模糊了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主客体边界，高等教育治理是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认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大学的管理，并在治理过程中引入问责机制。     

整体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适用性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同与整合机制的综合运用,实现治理主体协同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及总结,整体性治理运作机制可归纳为协同信任机制和责任监督机制两种类型。就整体性治理的效用而言,它为治理路径优化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思维,为治理绩效评估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框架,为治理风险规避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工具。我们需要借鉴与运用整体性治理范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