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

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下沉时期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分田到户以来的村庄权力,学界对每个阶段的村庄权力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揭示了不同阶段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但都没有明确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这应该是今后村庄权力研究中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传统复兴与乡村文化实践——基于华北两个村庄百桌宴的人类学分析

近年来在华北一些村庄兴起一种百桌宴的传统文化实践,透过百桌宴的举办过程可以分析当前华北乡村建设与村庄的社会文化转型。元村和乔村自2016年开始分别举办以百桌宴为形式的传统文化活动。前者的百桌宴是家族祭祖过程的一部分,后者的百桌宴是重阳节孝老文化展演的一部分。与改革开放初期村庄传统文化与社会组织复兴的状况不同,百桌宴实际上表征着后税费时代华北转型农村社区振兴民间文化、重建象征体系、寻找新的社会整合方式的努力。这种传统文化复兴可以视为一种治理型的社会整合策略,是村庄精英、乡镇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共同合力的结果。复兴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转型村庄建设的内部动力和文化自觉,应予以重点关注和引导。     

乡村社会中的“面子”探究

通过界定"面子"的定义和在乡村社会中的内涵及功能,从村庄结构与社会关系的维度,分析了"面子"在三种不同类型村庄中运行的特征,以及对村民和村庄生活的不同影响。提出了乡村社会中的"面子"在本质上是村庄社会结构的产物和需求,起着维系村庄社会结构和村民价值体系的作用。从而有利于更好的探究和理解村民日常生活中的"面子"现象和行动逻辑。不同类型的村庄面子行为表现不同,同一个村庄随着农村改革和经济的发展,面子行为也有了一定的变化,甚至出现了面子行为异化的现象。     

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基于一个浙江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

这是一篇基于一个个案研究而企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的论文.通过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是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基本的发现是:七一村(个案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通过研究发现七一村的村庄政治属于发展型的权威主义,并且有着"父爱主义"的色彩;无论从规章制度文本、会议制度还是决策机制,七一村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形成了"能人政治"、精英治理.这将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村庄的一个长期的模式.七一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20世纪中国的大变迁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的变化.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可为中国农村内部秩序重建提供学理的根据与对策建议.     

乡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特点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省Y村的调查

分析陕西Y村政治精英权力变迁的过程可见,乡村政治精英权力的变迁一般经历三个阶段：权力建立阶段——身份性权力、权力发展阶段——能力性权力、权力强化阶段——契约性权力,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导型权力的阶段性、各权力类型的相互依存性及角色转换和权力变迁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体制的安排、资源配置方式、乡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精英个人因素等,其权力变迁与村庄发展相关,实践逻辑包括：规范政治精英的权力变迁,发挥它在村庄发展中的具体功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加强对乡村政治精英的监督力度。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20世纪上半叶四川双村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

宗族和村政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二重化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从来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焦点 ,而由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经纪体制”理论 ,在近年来则构成理解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变迁的基础。通过对四川双村的田野调查可知 ,此一时期 ,传统的宗族和村政虽然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瓦解和衰落的趋势 ,但这一过程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或“赢利型经纪”对“保护型经纪”的替代。通过考察 ,有理由向人们提供此一时期中国村落社会权力形态变迁的又一类知识。     

产权发展与乡村治理:决定因素与模式——以粤、湘、鄂、鲁四村为考察对象

不同村庄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如强村弱民、强村强民、弱村弱民或者弱村强民。发现这些村庄权力结构的决定因素尤其重要。研究发展,村庄的权力结构是由产权的集中性、稳定性决定的。产权集中性、稳定性或两者的组合与村庄权力结构有一定的相关性,产权的集中性决定权力,产权的稳定性决定权利。产权集中性和稳定性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村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     

试述20世纪前期华北乡村中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

20世纪前期的华北乡村，由于市场的不完备以及政府职业的不完善，在乡村习惯法中，中人的角色在社会经济运行中是不可或缺的。村庄习俗中，原则上乡村各个阶层的成员均可担当中人，而有乡村秩序运行的具体场景中，中人集中于社区领袖与“能力型”人才两大阶层。但是，二者担任中人的动机与效果有所不同。     

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

在华北土地改革运动中,贫农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贫雇农在党的阶级等级序列中的至上地位,贫农团成为“土改”期间村庄社区的最高权力组织;由于贫雇农内部的等级区分和利益争夺,贫农团又形成了狭隘、封闭的权力性格,成为村庄秩序和道德的破坏力量,并促使“土改”领导者对其加以限制和取消,贫农团也因此最终退出村庄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