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情感结构与悲剧经验:雷蒙·威廉斯的悲剧理论与文学批评

雷蒙·威廉斯在现代"悲剧死亡论"的众声喧哗中,重新冷静地思考了悲剧的现代性问题。他从情感结构和生活经验出发,把革命与悲剧联系起来,通过对"自由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流派所表征的悲剧观念、革命观念以及给人们带来的现实反应和情感结构变化的分析,揭示了现实革命行动的必然性、革命目标的绝对性、革命信仰的不可磨灭性和革命行动过程的悲剧性;在文学批评层面,他通过布莱希特探寻现代悲剧意识与未来的革命形式,认为革命的艺术家需要通过艺术形式的构造张力来突显当代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和欺骗性本质,激起人们的悲剧意识和革命观念。威廉斯的悲剧理论与文学批评相互呼应,最终形成了对现代社会悲剧观念转型之际的重要理论构想,为转型时期的现代悲剧观念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延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转向。     

"骊姬之难"的文化内涵和悲剧意味

"骊姬之难"是<左传>、<国语>、<史记>等中国古代叙事散文详尽叙述的一个具有文化模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卷入矛盾冲突中的诸多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丰富而生动,而事件本身浓烈的悲剧意味让人低回叹惋.从"骊姬之难"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反思民族的文化传统,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民族文化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有益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重建.     

横看成岭侧成峰:《红楼梦》悲剧精神阐释的视角与纬度——由舒芜、王蒙、刘再复的说梦司梦谈起

对<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是理解与感受<红楼梦>题旨与命意的关键.舒芜、王蒙、刘再复三位学者作家研究红学的著作足以"照阐文心"、"启人心智"、"裨益读者".他们关于<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具有独特的视角,并共同受鲁迅与王国维的影响.他们的红学研究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     

从《史记评林》看明代文人的叙事观

<史记评林>诸家评点中"文章之法"与"叙事之法"两种批评焦点的并行运用,或可被视作叙事文学批评史上从传统的"文章之法"向"叙事之法"转变的过渡性特征.它后来发展成为金圣叹、毛纶及毛宗岗父子、张竹坡那样较为成熟的"叙事之法".其中对于<史记>"正体"、"变体"之分判,体现出明代评点者对于叙事文文体性质的关注,亦显示出他们对于何为"正体"、何为"变体"有着自觉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正"、"变"分判中,确立了传统叙事文写作之典范,此为明人评点<史记>在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重要贡献.由于这样的发现和关注,<史记>作为传统叙事文之典范,其文学性质及意义得到了有效的彰显,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史记>所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及其性质的理解.就这一点而言,<史记评林>在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主张从中国文学内部来探寻现代性,提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著名识断,这无论是从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述历史,还是“现代性”的古典定义而言,都有其学理上的渊源。但王先生将探寻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努力止于晚清而不前,置《红楼梦》已具有的现代性因子于不顾,使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一再被压抑,却是值得商榷的。《红楼梦》无论是“颓废”的叙事内容,还是革新的叙事技巧,都已开晚清小说的先声。从此意义而言,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     

“情”本位的哲理建构与人世演绎——论《红楼梦》神话叙事结构对主题的揭示

《红楼梦》在首尾叙事框架所包含的三个神话故事中寄寓了抽象而超拔的意义,与贾宝玉形象相对应的"石头"神话借石头的经历表达了作者人生体验的哲理玄思;"绛珠还泪"神话隐喻宝黛悲剧爱情故事,体现了作者对新的爱情理想与人文环境冲突的哲学思索;"太虚幻境"神话演绎作者对"情"形而上的认识与观念.神话较之于文本主体,其表意更为深玄,但无一不以"情"为本位而建构,而中国小说首尾叙事的传统富有对作品主旨大义的包蕴与揭示特性,因而一部《红楼梦》可以看作是对首尾叙事框架中所蕴含的"情"本位哲学主题的人世演绎.     

叔本华哲学与《〈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理论阐释<红楼梦>,是"新红学"初期重要著作之一.讨论了王国维的思想如何与叔本华理论、<红楼梦>产生共鸣,并探讨以哲学思想阐释<红楼梦>,该批评方法的优点及其不足.     

用"野性思维"抗拒现代性的后果——《刺猬歌》再解读

<刺猬歌>是一部用"野性思维"抗拒现代性后果的作品.这部作品体现了本土化"小叙事"对全球化"大叙事"的反驳.张炜的这次叙事是作家反思现代性、挑战全球化的象征性行动."野性"与"现代"的参照是结构叙事的基础;道德冲动是叙事的主要动力.小说有传奇和再现两重叙事结构."人兽姻亲"是延续作者"野地理想"的叙事模式.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