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新解——兼论“天籁”与庄子哲学

《庄子·齐物论》首推“天籁”,然而,后人对于“天籁”的理解与庄子本义多有出入.通过对庄子哲学一般学理的分析,再结合庄子对“地籁”、“人籁”、“天籁”所作的具体描述,即可发现,庄子是在与“地籁”、“人籁”对举的意义上推出“天籁”的,其所强调的无非是:与“物于物”的“人籁”、“地籁”有所不同,“天籁”则是“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即“天籁”已经超越了“物”的“二类相召”性,对万物的变化一律采取淡然处之、漠然应之的态度,从而做到了“喜怒哀乐不入于胸中”.鉴于“天籁”所体现出的这一典型特征与庄子所构想的生命终极形态(“至人”)具有内在的关联关系,故“天籁”的推出,乃庄子哲学自身的理论诉求使然.     

存在还是存在者？——《庄子》“天籁”新解

“天籁”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个重要寓言,自古注《庄》者对“天籁”之意涵众说纷纭.通过对这些解释的批判性考察和“天”之意涵演变的梳理,可以发现:“天籁”之“天”是万物之存在依据,而“天籁”即万物,其为“天”之显现自身的手段;只有通过“因是”等修养工夫,我们才能聆听到“天籁”之声.     

论陈亮事功伦理的现代意义

陈亮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以义利观为核心的事功伦理独树一帜,勇敢地站在了当时的“显学”——理学的对立面。文章试从陈亮义利观的阐述着手,重点探讨其现实意义。陈亮对义利的定位及追求义利统一的事功伦理学及它所确立的价值目标,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建构合理的义利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而且,其人性论着重于对人的活动及其人性本质的理解与关注,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为现阶段的人学启蒙提供了理论借鉴;其强调“能者”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和地位,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渊源;其“和同天人之际而使之无间”、“仁民而爱物”的“宇宙伦理模式”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也都提供了诸多的智慧启迪。     

章学诚与浙东学派

章学诚在乾嘉考据学盛行之际提出“浙东学术”,对僵化琐碎的考据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浙东之学的经世传统,提炼深化其中最富于生命力和创造性的元素,以经史合一、持世救偏、破除门户之见为浙东学术精髓,开创了以经史研究为特点的浙东学派的新格局。     

陈训慈与二十世纪浙东学术更新

陈训慈在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十分注重继承浙东学术传统,又能够根据时代要求,及时更新浙东学术思想。他在史学研究中勾勒出“浙东史学”谱系,总结“浙东史学”精神,希望近代中国史学能够达到西方史学的研究高度。陈训慈利用担任浙江图书馆馆长之便,主动更新浙东学术的传统内涵和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图书馆学内容。他在学术为现实服务方面多加用力,积极寻求国运衰微的根源,认识到普通民众素质低下才是落后挨打的关键,从而致力于塑造新民、改造国民性进而改良社会。     

唐代浙东诗论略

近年有关“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和对唐朝天台山诗人作的统计分析,足以形成“浙东诗”的概念：它以崇尚自然和具浓厚宗教情趣为其特征,并与边塞诗等共同缔造了唐诗的繁荣气象。它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浙东特殊的自然环境相联系的,它是开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许的逻辑延伸,并指出唐代浙东诗紧承谢氏的创作给中国山水许烙上显著的浙东特色。唐代浙东诗也给后世宗教文化、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和浙东文化发展带来影响。     

新时期的传媒现实期待——新闻精品建构论

中国“入世”带来了传媒格局的喜人变化。与此同时,传媒低俗之风“愈演愈烈”的严峻现实也对理论界提出了挑战。本文借鉴西方的社会建构理论,提出了以“新闻精品”为诉求点建构新的传媒现实,从而取代传媒低俗化生存状态的假想;继而以概念界说和理论解释进行新闻精品理论的建构。研究显示,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五个一’精品工程”背景下的“新闻精品”,本质上源于新闻人对于新闻和精品的一种“新的认识”和基于新闻报道文法的一种“理想类型”建构。其认识和建构存在三个维度,即事实显度、思想深度和人文高度。     

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发展

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之间,实有相辅相成的内在渊源。浙东学派猛烈抨击儒家传统经济伦理,提出了“新四民”、“工商皆本”、“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等主张,而孕育这先进的经济伦理观的社会基础,正是宁波悠久的贸易传统和崇商敬贾的社会风尚;理论又反过来推动儒生弃书服贾,使“宁波帮”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佛教因果学说的中国化 ——以《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为中心的研究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属于佛教中国化的起始阶段，亦是“中国佛教哲学”因果学说初步形成之早期酝酿阶段，而中国佛教哲学早期的因果学说既不完全等同于“印度佛教哲学”的因果理论，亦同样有别于隋唐时期及后世佛教哲学的因果学说。本文在深入具体分析《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等文本的基础上，对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作出了新的诠释：其一、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所撰写的《牟子理惑论》至晋代孙绰所作《喻道论》的完成即可被视为其理论建构之第一阶段，即“被动调适阶段”,以“善恶报应”为其基本主张；其二、慧远之“三世报应说”的提出，可视为中国佛教哲学早期因果学说理论建构之第二阶段，即“主动调适阶段”;其三、李师政之“因缘果报说”的建构完成，可被视为第三阶段，即“调适完成阶段”。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论张祥龙美学观对现象学的接受

为了实现现象学方法的美学开展、接续并发展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张祥龙在深入接受现象学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美学观。其“美感论”中的“美感体验论”接受了胡塞尔的“直观”说和海德格尔的“体验”说,“美感居中论”接受了胡塞尔的“意向性构成”思想和海德格尔的“视域构成”思想;其“审美对象论”接受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思想。张祥龙对现象学思想的接受具有准确深入、中西会通的特点,其接受意义有二：就目的言,他通过接受现象学思想既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学美学理论,又接续并发展了中国现代意境美学传统;就方法言,他的接受与建构实践为如何融通中西美学资源进行理论创新作出了示范。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 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甬上证人书院与清代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

甬上证人书院是黄宗羲面向浙东文士讲学的教学平台,也是他由抗清斗争转向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交流平台。黄宗羲通过证人书院讲学和交流,推动了浙东学派的繁荣和兴盛。浙东学派不仅学术成就突出,而且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也颇有特色。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浙东文派的理论生成和创作实践也与证人书院关系密切。证人书院为浙东文派培养了大量稳定而交流密切的文学人才,即便是讲学活动中止后,依然如此。证人书院的学术导向和文学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浙东文派重构文学与经史之学的融通,文学思想和创作具有鲜明的“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的中和特色,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明“七子”的模拟之文,而且具有强烈的经世观念和主体意识,为清代文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阿甘本的典型说：一种独特的哲学方法论

吉奥乔·阿甘本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论：典型说。阿甘本认为典型是具有个别性与代表性的实例,它通过类比逻辑以个别代表一般。但典型不仅是一种以“旁本体论”为存在方式的具体事物,同时也是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阿甘本建构典型是为了理解更为广泛的历史语境问题。其中,神圣人、集中营等典型形象代表了阿甘本典型化的反面运用,圣方济各运动则代表了其典型化的正面使用。将阿甘本的典型说与中国的艺术典型理论对比,可发现其典型理论对传统“一般—特殊”二元框架的超越。但在建构典型说的过程中,他是否弱化了具体实例的个别性,此点仍待商榷。     

刘宗周慎独诚意的修己之学

刘宗周哲学理论思维,其心体论是陆王心学的尾声;其《人极图说》是仿濓学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其主敬工夫是洛学＂涵养须用敬＂的翻版;其慎独工夫,是对道南学派静中体认未发之中工夫的提倡,使主体孤独的心灵不至陷溺;其诚意工夫是接着程朱道学讲的,强调本体与工夫、体与用的浑然不分。虽然他没有建构出新的哲学理论思维体系,没有提出新的理论思维方法,没有开出新的理论思维核心话题,也没有转换其理论思维所依傍的经典文本。但其所创建的蕺山学派,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特别在浙东学术发展史具有重要地位,对浙东以后学术发展起着推进作用。     

以道论诗与以诗言道:宋代理学家诗学观原论——兼论“洛学兴而文字坏”

宋代理学家以道论诗,曾用“自成文”、“人心感物”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等说法,建构起一套诗学观,包括诗歌生成论、诗歌价值观及诗无工拙论等,认为最好的诗是圣贤摅发胸中所蕴,自然而然,非人力所可为.他们又以诗言道,诗就是道,不能载道的诗应当删去.总之,理学家所论并非文学意义上的诗.这些论调对传统诗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宋诗的急遽衰落.     

吕本中诗学“活法”说考论——从“江西诗派”的“句法”、“音律”、“锻字炼句”等说起

“活法”说是中国诗学中的核心命题之一,但对吕本中建构这一理论的渊源流变等一些重大问题还存在着种种模糊认识.本文从“江西诗派”的“句法”、“音律”、“锻句炼字”等角度入手,通过对宋初文坛状况的考论,以吕本中为考论中心,在研读基本文献的基础上,爬剔清理,微观的文献解读、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相结合,上探其源,下明其变,匡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认识.     

"浙东学术文化陈列"亮相宁波白云庄

适逢浙东学派重要人物万斯同逝世 3 0 0周年之际 ,以反映浙东学派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为主要内容的“浙东学术文化陈列” ,于 2 0 0 2年 12月 8日在历史文化名城宁波的白云庄正式对外开放 ,第二届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周随之拉开序幕。宁波西郊的白云庄是中国 17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讲学的地方 ,也是明清浙东学派的发祥地和浙东学术文化的圣地 ,现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云庄原为明户部主事万泰的别业 ,后成为黄宗羲在甬期间讲学时间最长、最固定的场所。浙东学派在清顺治年间开始形成 ,先后历经四朝 ,涌现了黄宗羲、万斯大、万…     

明清浙东经、史“家学”

明清浙东经、史“家学”董建和，陈培敏自古以来，浙东宁、绍为政治灵敏、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人才荟萃、学术思想活跃之地。明清之际逐渐形成了以经史为中心、具有鲜明思想特征的浙东学派。这—学派植根于黄氏、万氏、邵氏、章氏等“家学”之上。几代人在这块世代相传的...     

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宁波举行

由中国社科院、宁波市人民政府、浙江省社科联主办,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宁波市文化局、宁波市社科联、宁波大学承办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于2003年12月6-8日在宁波举行。 浙东人文荟萃,具有丰厚的学术文化底蕴。以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朱舜水、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学术大师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构成宁波历史文化的精髓。浙东学术思想产生于浙东特定的地域文化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