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与展望:中国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

以动物福利为导向的现代动物保护立法,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制度发展史。与之相比,我国现行动物保护法,尚非真正意义上的以保护动物个体利益为目的的法律。其立法的主要缺陷表现在:在立法宗旨上,动物只是纯粹的资源,忽视了动物个体的利益;立法分散、法律规定少;受保护的动物范围有限;法律缺乏执行力。动物福利立法的缺失,带来诸多不良社会后果,鉴于此,中国需要健全动物保护法,将动物福利理念贯穿到现有法律中,其具体立法原则应当坚持:第一,残酷非法化;第二,基本福利为补充。     

动物福利立法的价值定位

动物福利立法在我国还是一个新颖的有点儿难以接受的问题,这需要对动物福利立法中的价值问题作一个清理。功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权利主义动物主体论、整体主义动物主体论已经在理论上论证了动物的主体地位。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的要求也由来已久,并已付诸法律实践。在我国的动物福利立法中,其价值选择应是将动物作为法律上的类主体。     

动物权利的法定化困境及其破解

作为伦理学命题出现的动物权利论,在西方及我国法学界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动物应当成为法律主体,享有法律权利的主张。从法学或者法律的角度主张动物权利,不得不面临动物权利法定化的困境:动物主体如何确定,权利内容为何,如何实现权利?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中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动物权利的初衷也是为了保护动物,但它却无法法定化,在社会现状及立法技术条件下,真正能行之有效的动物保护立法策略仍然是动物福利。     

加强动物保护立法的思考——兼评动物的主体地位

动物不能成为人类道德的主体,动物成为人类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存在诸多障碍。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为了维护生态平衡,对动物加强立法保护非常必要。我国在动物保护立法方面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着不足。针对我国动物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如下努力：第一,明确动物保护立法的原则;第二,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部门法中有关动物保护的规定;第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基本法》及其他配套法规。     

论动物法律地位

动物权利论或者动物主体论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保护动物是否意味着要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动物权利论或动物主体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否站得住脚?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动物权利论和动物主体论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动物在法律上仍应当作为特殊物、特殊的权利客体来看待,并提出我国的立法中动物法律地位的应有定位。     

法律文本中“立法根据”条款的设置论析

立法根据是指立法主体制定某一具体部门法的根据或基础问题,包括立法的法律根据与立法的事实根据。法律文本中设置"立法根据"条款的目的在于保障立法的合法性、明确法的效力等级以及实现法的可操作性。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根据"条款的基础与依据在于实在法观念、立法体制状况以及立法权的来源。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在"立法根据"条款设置技术上存在位置设置不规范甚至缺失、语言表达以及逻辑等问题,需进一步规范与完善。     

动物主体论之辩与驳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法律领域内动物是主体抑或客体的激烈论争。动物主体论者．力争主体不是专属于人的概念,试图颠覆和消解现行的法律主体标准。动物客体论者针锋相对地反驳道：主体就是专属于人的概念。法律大厦不是轻易能摧毁的,动物主体论的实质终究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     

从欧美国家的动物保护立法分析动物的权利

欧美国家动物保护立法实践源远流长,他们为动物的立法详细而周到,为动物立法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现代法学研究中,对动物权利争议的焦点在于动物能否成为权利主体。把动物作为权利主体的观点,是对传统法学研究范式的挑战;而且,世界范围内的动物保护立法实践,已经证明了动物享有权利的可能性。从学理上讲,对动物权利的保护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的必然要求。     

动物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

自从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及德国1998年修订的《动物福利法》和奥地利2004年修订的《联邦动物保护法》把动物确定为人的伙伴动物之后,动物的法律地位问题再次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一些学者经研究后认为,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本文对这些立法及国外特殊的判例和风俗进行了分析,认为动物只能是特殊的法律关系客体或者保护对象。     

动物福利立法的贸易价值取向问题

动物福利保护标准用作贸易标准具有形式上的合法可能性,因而在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世界上共有100多个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律体系,该类立法对于促进本国的动物国际贸易或者加强本国动物产业的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由于动物福利立法不健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生产大国,我国每年遭受的国际贸易损失始终位于全球第一。因此,我国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动物福利立法,是非常必要的。全面加强我国的动物福利保护立法,目前应遵循人与动物在法律地位上不能平等的原则和动物福利的分类处理的原则。     

环境监管授权性法律条款及其设定研究

环境监管授权性法律条款是我国环境立法文本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有效实现环境监管效能的重要制度渊源。因多因素的制约或影响,我国现行环境立法文本对环境监管授权性法律条款的设定还存在较明显的稀缺、粗疏、碎片化等不符合科学立法、精细立法及提高生态环境立法质量要求的问题,应遵循问题导向原则对其进行优化设置,从而为环境善治提供良法基础。     

论动物的法律地位

德国1990年在民法典中新增的“动物不是物”规定引发了法学界争论,动物是不是物？应该赋予动物主体地位还是客体地位呢？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近些年来受到人类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因为动物种类在不断的减少甚至灭绝。动物种类的减少、灭绝与人类的行为密切相关,人类是时候采取措施来保护动物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上必须赋予动物主体地位,事实上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也不可行。     

论动物法律地位的应然选择

"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认为,应当赋予动物法律人格,将其视为法律主体。但是无论从国外的立法现状,还是从环境伦理学、生物学和法哲学的维度上看,动物都应被视为法律客体。物格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明确了动物法律客体的地位,将动物视为法律客体中法律地位最高的物——生命伦理物,给予最高的法律保护。     

完善我国动物保护的法律探究

动物物种灭绝危机促使人类加强对动物的关注和保护,西方国家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日渐丰富,但我国动物保护的法律工作远远滞后于动物保护的需要。因而有必要在剖析我国动物保护现存法律障碍的前提下,借鉴他国的立法启示,以期完善我国动物保护的法律方略。     

论动物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及其消解

从逻辑上讲,并非不能将法律人格赋予动物。动物权利的保护,不应作为客体保护,而应作为主体来保护。主体的产生,乃是根源于社会利益和权利保护的需要。而主体在形成后也在不断扩张,诉讼实践就是主体扩张的重要动因之一。文章从主体、法律主体、民事主体、诉讼主体而及动物,以动物的生命权为核心,力图确立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通过对动物主体地位及动物权利的论证,对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予以解构。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特征与未来趋向

家庭教育首部国家层面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颁布,意味着家庭教育成为家庭、国家、社会共同参与、支持与促进的国家大事。基于政策工具视角,构建政策工具——责任主体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文本分析法对地方和国家层面共计11份家庭教育立法文本展开量化与内容分析。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组合多样化,但存在明显偏向性;多元主体共同承担家庭教育责任,但协同性有待提高;中央与地方家庭教育立法一致性较高,但互补性有待加强。据此,未来发展以合理选择和综合运用政策工具,提高责任主体间的协同参与度,加快家庭教育立法互补性与配套法律制度建设等为趋向。     

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收购(MBO)主体及其利益冲突论略

在我国,关于上市公司MBO(管理层收购)法律关系主体及其相关问题学术界颇多分歧,但少有专题论述。本文立足民事主体理论,把MBO主体分为收购主体和转让主体,通过把这两方主体放进MBO实际操作和现行立法里面进行考察,指出存在的法律问题与利益冲突风险,以期对今后我国MBO立法和相关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20世纪动物保护立法趋势及其借鉴

20世纪动物保护立法的主旨从"反残酷"转换到了"动物福利".中国现行的动物保护立法,尚非真正意义上的以保护动物个体利益为目的的动物福利法,过高的动物福利标准在目前的中国也还不具备可行性,但是我国应当借鉴20世纪各国动物保护立法的经验,推动和完善相关立法,积极为动物提供最为基本的保障动物身体和心理健康的福利措施.     

动物作为物的法律本质

动物是所有权的客体而非主体,对所有权的承认包含着对于主体支配物之状态的一种价值判断.只有通过对物的占有和所有,主体的人格才得以受到法律的保护.动物作为所有权的客体,其本质就是被主体控制、支配的对象,对动物从占有到所有的法律变迁,就是将动物作为人的手段在法律上的承认和强化.     

动物福利的法律思考

一直以来我国都将动物仅仅作为财产权的客体而对其任意支配。但《德国民法典》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这向我们昭示动物作为和我们人类有众多牵连的生命体,它们自有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我国对于动物福利的法律保护,应在不破坏现有法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不宜将动物确立为法律主体,以解除动物不必要的痛苦为动物福利保护的主旨,其保护范围应包括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又包括家畜动物、役使动物、伴侣动物、实验动物和娱乐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