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一九一六年康有为致蔡松坡书致陆荣廷书

这期,本刊刊出康有为致蔡松坡书和致陆荣廷书,以及《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有关康氏给蔡锷之电文,均由河南历史研究所申松欣同志提供。据申说,康氏致陆荣廷书,是该所已故的赵丰田先生于1945年前从康有为弟子徐勤家抄得的康氏手稿。赵先生将抄得的康氏手稿定名为《康氏遗稿》。其余两件均是康同璧先生提供给赵丰田先生的。康同璧先生将珍藏的康有为未刊稿定名为《万木草堂遗稿》,而《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则系康同璧先生编写。     

康有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阐发

康有为将孔子奉为中国的教主,孔教的称谓既表明孔子是宗教家,又表明孔子是教育家。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孔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予以探究,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正如教育家是孔子是教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认定孔子是教育家并阐发孔子教育思想者并非康有为一人,在孔子是教主的前提下发掘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康有为与同样认定孔子是教育家的梁启超、章炳麟等其他近代哲学家之间的距离。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

试析梁启超戊戌变法后的启蒙思想□吴乃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梁启超思想的转折点。戊戌之前，梁启超以变法的宣传家而著称，为鼓吹变革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但在当时，他的思想还未突破康有为认识的局限。他主张自主人格，但和康有为一样，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皇帝之身；他...     

论梁启超戊戌后思想上的两次反覆

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一九○三年革命与保皇两派正式分野,梁启超取代了康有为,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特别是舆论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但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我国史学界长期将他和康有为并称为顽固反动的保皇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绊脚石”,并且认为梁启超更狡猾,更善于伪装,因而“在群众中起了很恶劣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李泽厚同志一反传统之说,在《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认为,这时是“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的黄金时期,是他一生中最有群众影响,起了最好客观作用的时期”。令人耳目一新!这对正确评说梁启超有重要意义,已被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赞同。进而又有人提出,保皇派的帽子也“应当从他的头上摘掉”。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来考察,梁作为保皇会副会长,从事过保皇会活动,摘掉保皇派的帽子是不可能的。那么,一个保皇派,又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而且做了当时迫切需要而又为革命派所重视不足的思想启蒙工作,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由此期间梁启超思想上的两次反覆,即先后有两次较大的突破,冲出了康有为思想的藩篱,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本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同时又先后两次还原,与康携手,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掉保皇派的立场所决定的。拙文准备仅就这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评介《梁启超传》

<正> 孟祥才同志写的《梁启超传》最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传记著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成绩卓著的学者。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侧面。他的学术活动和巨大的成绩,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应该说是近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其对他同时代的人物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比较起来,都显得薄弱。甚至,只有当人们研究“戊戌变法”时才提到他。解放前,出版的关于研究他的学术专著,只有吴泽先生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一书,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不是向后倒退,而是继续向前发展。他把变法成功的希望从皇帝和少数当权官僚身上转到“开民智”和要求“民权”方面。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主要是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参加变法运动的。那么,变法失败后为什么梁启超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康有为不能呢?我们应该看到,早期梁启超的思想与康有为相比,就存在差异。百日维新以前,梁启超将民权和绅权并重,     

康梁党人刊布“光绪杀袁遗诏”的历史背景——兼论“遗诏”的真伪问题

光绪帝死后,载沣摄政。康有为梁启超等全力以赴推动载沣杀掉袁世凯。载沣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罢免回籍后,康有为梁启超党人为了推动载沣对袁世凯采取进一步的惩治行动,大力制造攻击袁世凯的舆论,在其掌控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和上海《时报》刊布了"光绪杀袁遗诏"的内容。"光绪杀袁遗诏"说流行甚广。康梁党人刊布的"遗诏"出现最早。其后流传的各种"遗诏"版本,或照抄康梁所刊布的遗诏,或在内容上与其相似。康梁党人的"遗诏"是有目的地炮制出来的。"光绪杀袁遗诏"没有实物为证,不可信。     

《新学伪经考》初刊年月考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著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一向都被认为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这说法的依据,看来是来自《康南海自编年谱》。年谱《光绪十七年条》记:“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见《戊戌变法·四》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因为是康有为自己所记,真实性似无可怀疑。不仅如此,在汤志钧编著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一书中,付有《新学伪经考》影印书样,书页原文“光绪十七年秋七月,广州康氏万木草堂刊《新学伪经考》”,这就更加确凿了。     

康有为与他的《我史》

本文是作者为其新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所作的导论。主要说明:《康南海自编年谱》的本题为《我史》,系康有为在日本所写;从手稿本来看,不存在着光绪二十一年本;由于康有为的独特性格及其在日本的尴尬处境,《我史》的内容多有粉饰之处。     

康有为视界中的管子

康有为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关注众多的先秦诸子,管子便是其中之一。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溢于言表,使管子成为为数不多的一再受到表扬而没被攻击、批判的人。与既推崇管子的思想,又羡慕《管子》的"文章"、"字眼"相一致,康有为对管子的思想多次提及并予以肯定,尤其是对管子的鬼神思想津津乐道。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康有为对管子的学派归属语焉不详,模糊不清,致使管子的身份始终悬而未决。管子的尴尬处境反映了康有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中国近代是尚法的时代,康有为并不完全排斥法,而是对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肯定"管、韩言法"并无敌意。另一方面,康有为断言法之严酷是不仁的体现,与民主背道而驰,故而没有像对待韩非那样将管子归入不仁之老学。与此同时,康有为关注管子,与他考辨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是为了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一脉相承。康有为对管子思想的诠释带有近代早期的显著特征。     

评康有为《大同书》的人道主义思想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1858——1927年)的主要著作之一,成书于1901——1902年。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全书出版在康有为死后的1935年。《大同书》出版虽然比较晚,但从康有为的诗文、自编年谱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有关记载看,该书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前已形成。晚年,康有为又根据他所接触到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和空想社会主义,对该书的思想进行修改和补充。《大同书》幻想一个所谓“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并企图以“不忍人之心”为思想基础,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社会。     

吉田松阴政治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

梁启超早在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里就已经读过吉田松阴的著作 ,流亡日本后更因崇拜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而改名为吉田晋 ,称吉田松阴为“新日本之创造者”。他专门收集吉田松阴的著述 ,并抄录、出版了《松阴文钞》。从中不难看出吉田松阴对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 ,梁启超和吉田松阴在变法维新和救国图存等政治抱负上是相知、相通的。     

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出身子封建地主知识分子家庭。幼年受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并应过科举,中了举人。十八岁后,开始接触西学,并经同学陈千秋的介绍,拜康有为为师,思想上深受康有为的影响。1894年随康有     

“大同书”的思想实质——兼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三种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

一甲午中日战争前十年,即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康有为开始写作“大同书”,其中甲、乙两部于一九一三年刊载于他的门人陈遜宜、麦鼎华所编的“不忍杂志”上,一九三五年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稿交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一书中把“大同书”看成是康有为的哲学代表作,称它为“博爱派哲学也”、“主乐派哲学也”、“进化派哲学也”、“社会主义派哲学也”,最后这样称道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欧美,或不足为奇,而吾独怪先生未读一西书,而冥心孤往,往闢新境,其规模如此其宏远,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赞叹曰:‘伟人哉!伟人哉’!”可见梁启超是很推崇这本书的。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康有为先生墨迹》、《梁启超年谱长编》简介

由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和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进步的爱国运动。它代表着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中华民族觉醒中的重要一环。 为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八十五周年,和康有为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及梁启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修订了《梁启超年谱长编》,整理编辑了《康有为先生墨迹》,这两部书最近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州书画社出版,为从事康梁研究工作的同志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现将该两部书的概况简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