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会盟礼考

会盟是春秋时期的一种重要的礼仪 ,它对于解决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调整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 ,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频繁发生的会盟 ,也成为春秋时期邦交中特有的现象。文章试图通过对春秋时期邦交领域中会盟礼的由来、会盟的目的和类型 ,以及其发展的趋势 ,做一粗浅的探索 ,以图进一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朝觐礼考

朝觐是西周时期的重要邦交礼仪 ,它对于巩固周代初年的统治和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春秋以后 ,虽然“礼崩乐坏” ,但朝觐礼仪却为春秋诸侯所继承 ,并成为霸主控制与盟诸侯的手段之一。它一方面提高了霸主的地位和权威 ;另一方面则将众多的诸侯控制在霸主之下 ,对邦交秩序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关于朝觐的礼仪 ,历来争论不休。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排比爬梳 ,钩沉发微 ,试图勾勒出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朝觐礼仪。     

春秋邦交思想述论

春秋邦交思想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对现实社会邦交实践认识的升华和提高的结晶 ,时刻指导、约束着人们在邦交活动中的决策和行动。作为春秋邦交思想最高准则的德 ,包涵了礼、信、仁、义等各种观念。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德所透凸出来的含义和特点的考察 ,勾勒出春秋邦交思想发展和流变的历程 ,由此 ,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春秋邦交的现实及其特点     

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礼记》宾客礼仪伦理思想探析

礼仪道德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走向文明的标志。《礼记》中的宾客礼仪所体现的道德意义,大体可分为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三部分为内容。在《礼记》的宾客礼仪思想中,对“敬”、“让”思想的阐释,含有个体道德修养的伦理意蕴,其中以乡饮酒礼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形式。作为政治伦理,宾客礼仪的内容是通过燕礼、聘礼等诸礼仪形式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宾客礼仪建立在周代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之上,其中具有生命力的内核仍镌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顺应时代主潮 继续发展中日友好 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而作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团体正在举办多种多样的活动共庆这个喜庆之年。不言而喻,这种庆祝活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先,20年前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件大事本身就值得中日两国永远纪念。因为两国的邦交正常化是在经历了非常曲折、痛苦的历程,即经历了两国半个多世纪的对抗、敌对和几次战争,经过两国人民长期的共同的努力才挣得的。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标志着两国之间长期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从此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以续一度被割断的两千多年来的友好关系史,并对和缓当时亚洲的紧张局势与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日本在野党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在两国领导人经过四次的会谈磋商下一举实现的.其中日本在野党的对华外交在中日复交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华,为两国政府传递了重要的信息,促进了田中内阁迅速做出访华实现邦交的决断.     

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述评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学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进行了述评。近十年来,学界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和趋势,研究领域也从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拓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学界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台湾问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日本政党、议员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民间交流与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     

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

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２５周年天津社会科学院王金林自１９７２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至今，已有２５年了。２５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仅是短暂的瞬间，但它却在中日关系史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人所共知，在中日两千余年的关系史中，两国之间有...     

抚今追昔 共创未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虽然经历冷暖起伏,但总体上在不断发展前行,取得了巨大成就。邦交正常化之初,中日间贸易额仅为10亿美元,人员往来只有1万人。2010年,双边贸易     

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推进及结果探析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影响和作用下，不失时机地做出调整对日政策的决策，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努力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最终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但中日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