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政党权威与现代国家构建

现代国家构建是在国家、社会与政党三大主体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国家来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现代国家的构建必须有现代的社会作土壤和支撑.从国家、社会与政党三者的关系来看,构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必须形成民主型政党权威,而形成民主型政党权威的关键在于培育丰厚的社会资本.     

政治动员及其历史嬗变:权力技术的视角

政治动员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动员主体主要通过宣传劝导的方式,引导动员客体接受和认同动员主体的权威,并在动员客体间构建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促使其展开特定旨向的集体行动.建国以前,政治动员即已被中国共产党用于推动社会革命,成功地动员了广大民众参与革命,而在建国之后又成为党和国家改造、控制和管理社会的重要工具.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动员虽有相似的构成要素,但地位作用、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却又存在明显区别,并对国家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差异性的影响.     

国家构建理论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历程探析

国家构建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因此有必要对国家构建理论进行梳理,依据国家构建理论和中国自身的国家历史和制度逻辑,将国家官僚体制、国家能力、政权合法性和社会成长这四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构筑起国家构建的分析框架,通过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和成就的描述,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未来路径作尝试性探讨.     

国家构建与国家潜在自主性——重读斯科克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

瑟达·斯科克波作为80年代推动"国家回归"研究的领军人物,她不同意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的的漠视,也不满意其他社会革命流派的分析范式.因此,斯科克波以社会革命为切入点,以社会一国家一国际为大背景,探讨了国家变迁时期的制度设计及国家的构建问题,提出了国家"潜在白主性"理论,认为国家不是因变量,而是自变量,是一个能对政治、社会、经济与意识观念等资源进行重构的统合者.     

从阶级革命到制度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社会重构

本文运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范式,剖析了中国二十世纪国家建设和社会重构的过程,以及这其中政治权威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出国家权威崩解、国家权威重建、国家消解社会以及社会重建的历史脉络.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社会发展的运行理路和轨迹,也能廓清未来中国发展的取向.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来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

本文从地方的案例来考察现代国家构建的两个主要层面———现代行政科层制发展与社会生长的历程,厘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转型历程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作者认为,由于中国发展的复线状态,使得学术界在解释和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出现错位。例如在国家与社会、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现代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中,其理论基础无不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知识相关。然而,学界却鲜有人提升至此高度,凸现了理论界关于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学术积累仍有许多重大疏漏。因此,学习如何构建现代国家体制并精益求精,乃是攸关未来中国发展的核心议题。     

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

195 0年代前半期 ,上海居民委员会在一系列政治动员中扮演了国家和社会的双重角色 ,这种独特的作用源自于阶级错杂、行动取向多元的近代上海社会特质。通过基层社会的整顿和社会生活计划供应的实施 ,中国共产党有效地利用并成功地改造了居民委员会的这些特性 ,使之踏上新政权设定的体制轨道 ,强化了它们的国家属性。上海基层社会大量的无组织的“非单位人”由此而成为国家可以调控的政治力量 ,国家统合社会之路开始畅通。     

现代国家构建与乡镇政府改革

乡镇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实践的一部分,也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作者以现代国家构建理论为视角,结合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一历史任务,以及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点,把乡镇政府的改革放在现代国家构建这一过程中,提出乡镇政府改革应该以调整乡镇政府、乡镇市场和乡镇社会的关系作为改革重点。     

当下中国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之探析——基于现代国家构建的视角

当下中国部分县域地区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客观现实,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在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大量的解释模型中,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认此为切入点,探析县域政治权力生态恶化的深层次原因,结果表明:国家权力在某些公共领域的不适当退出,以及国家能力的不足,导致了县域政治的衰败和紊乱.     

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与革命观的变革

"革命"是认识与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通常的理解是褊狭的,甚至导致误解."革命"概念的本义是指带有进步性的结构转换,最早源于科学认识中的思想领域.把"革命"看做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暴烈行动,这只是18世纪以后概念发生的转义,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的教科书截然相反.仅仅把"革命"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理解成通过暴力改变政权形式的"社会革命",其实只是儒家传统革命观的现代诠释.深刻理解革命概念的丰富内容,树立一种现代的革命观,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与辛亥革命——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

社会动员对于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讲都是十分重要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这次革命的爆发与社会动员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之所以能够从文明争路发展为武装起义,除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更与成功的社会动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四川保路运动社会动员与历史上传统的社会动员既有继承关系,但更主要的是还体现了时代的创新性,这是一种在现代化背景下所开展的社会动员,其领导者、动员方式、动员内容都有着根本的区别,不仅效果显著,而且对其后的各种社会动员都产生了示范作用。     

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建构中的工具理性建设

中国传统政治意识在遭遇近代西学之后逐渐趋于支离破碎。伴随着传统政治意识的碎片化,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开始重新建构。然而,现代政治意识的建构在中国不仅一波三折,而且其内部结构也不平衡,价值理性明显地占有优势地位,而工具理性则不够健全。工具理性不够健全,一方面导致了形式、程序等在政治生活中的残缺,形式与程序落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公民理性的不足,公民既缺乏充分的认知理性,也缺乏必要的行为理性。充实和健全现代政治意识工具理性迫切地要求政治学特别是政治科学既要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方法、范式、结论等优秀成果,更要加速其本土化与普及化的进程,发展中国特色的政治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     

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移植的必然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使其难以产生内发的制度变迁，近代西方制度文明的挑战打破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自身演进的轨迹，制度移植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     

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分析

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引导政治参与需求、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已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体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尺、监督公共权力的关键要素、提升政治权威的有效途径、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培育公民意识的基本方式。     

中国近代报刊发展与社会转型

1840年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政治、文化的深层次上,这一转型过程恰好与近代报刊的发展形成了因果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转型为近代报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近代报刊的存在与发展,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同样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民国时期政治宣传中的辛亥革命

合法性是政治团体赖以存在的法理基础,而塑造合法性则是政治团体生存、壮大及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关键。作为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近代革命,辛亥革命成为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汲取合法性资源的对象。通过解读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势力对辛亥革命的宣传文本,可以看到,对辛亥革命不同诠释的背后,是争夺政治话语权,塑造政治合法性,实现政治目标的功利性目的。     

论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政治生存环境与个体政治生存需要的统一,以秩序性统治或治理为终极价值关怀。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政治控制场域为限度,从营造良性的宏观环境和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的视角,探讨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的互动效应

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也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条件之一。现代化 进程中，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之间能够形成正向互动，即社会分化为政治稳定的实现奠定社 会环境基础、合理的结构功能基础及心理文化基础，发挥了正向促进效应，同时政治系统的 稳态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结构的优化。建立符合转型社会要求的政治控制体制是促进二者良性 互动的关键所在。     

当代社会变革与中国政治社会化互动分析

社会变革是社会自身发展完善的本质要求。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方式、传媒的急剧变革,对中国政治社会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过来,政治社会化对政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对民众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的提升以及对民众政治认同的催生,又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革。     

近代工商界的“辛亥”记忆与政治经济诉求

工商界有关辛亥革命的初始记忆并非是一种十分良好的记忆,而是充满着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感受。但从直观感受获得的初始辛亥记忆,向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社会记忆过渡时,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不仅逐渐有所改变,而且在整个社会重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辛亥记忆的不断重构,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为工商界的商业言说与经济诉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工商业者得以借助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宣传商业信息,既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商品促销,由此实现商业与政治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