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种伦理建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活生生的感性个体,而是为了巩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在人与封建伦常中,封建伦常是至上的,人只不过是维系封建伦理纲常的手段和工具。这样,人的主体性被伦理异化了,人的主体失落了。不是对人的个体自由的弘扬和激发,而是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和禁锢,这即是朱熹的理欲观的时代特征和理论趣向。     

程朱理学批判

(一)前言宋代思想往往被称为“理学”,实际真正的理学只能指程朱派,即客观唯心论派,因为只有他们才把“理”提升到世界的最高地位,把它看作(?)驾乎一切之上的精神实体。在宋代思想家中,“理”这一概念首先在周敦頣的“通书”中被提出(通书理性命章),但周敦頣没有对它加以说明,他所说的“理”究竟指什么,我们很难把握其意义,张载也说到,“理”,例如他说:“万物皆有理”,“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很显然,张载之所谓“理”是指自然变化所遵循的规律,并不存在     

论“文景之治”——“让步政策论”的再批判

西汉前期,汉文帝、汉景帝前后近百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相对繁荣的时期,历史上称为“文景之治”。这是农民革命的功绩,也是法家路线的胜利。林彪一伙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让步政策论”,把“文景之治”说成是“让步政策”的样板,儒家“仁政的典型”。他们说,汉初封建统治者对农民作了让步,“轻徭薄赋”、“除秦苛法”,造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们抹煞农民革命的历史功绩,否定     

论朱熹的法律思想

<正>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有影响的法律思想家。其著作极为丰富,主要有《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诗集传》、《楚辞集注》、《四书章白集注》、《周易本义》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是封建统治者规定的必读教科书,使用达八百多年之久,影响极大。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他说:“理也者,形     

孟子论道德修养方法

“养气”说与“寡欲”说为孟子道德修养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二说的理解认识向有分歧。作者认为，孟子所谓“养气”的过程，实即使人的感性行为化为由理性支配的过程，其“养气”说的实质意义是在强调理性在人类道德生活中的意义。孟子关于“养心”与“寡欲”关系的认识，实包含了如何对待义利关系的观点，故引发了后世的理欲之辨。从孟子到宋儒及清儒戴震关于义利、理欲关系之思想发展的经验来看，人们必须正视人欲与道德原则既矛盾又统一这一事实，依据客观实际寻找正确摆布两者关系的合理的度，任何脱离社会实际片面地强调满足人欲或片面地强调维护“理”的做法，都将导致不良的后果。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     

试论王夫之理欲观的启蒙性质

王夫之究竟是“本朱子而黜异端”的理学家,还是程朱陆王的批判者?他的理欲观究竟是所谓“寡欲存理”而完善了封建的道德理论,还是“理寓于欲”而透露了反封建的启蒙思想?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本文拟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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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改诗出错 “明月当空叫,黄狗卧花心”。这是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写的诗句。苏东坡看了这首诗,认为文理不通,把它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后来,苏东坡到儋州（今海南岛）。一天,他到城外游玩,看见一只奇异的小鸟,就问田间的农民:“这是什么鸟?”老农告诉他说:“它叫明月鸟。”游玩中,他又发现路边有一种紫花,一条小虫爬在其中。他上前去问过路的老农:“这是什么虫?”老农告诉他说:“它叫黄狗虫,爱钻在花里。”苏东坡恍然大悟。原来王安石“明月当空叫,黄狗卧花心”的诗句,既真实,又生动,文也通,理也顺,只是因为自己缺乏实际生活,把佳作改拙了。（樊平旺）     

理本论和心本论之外的第三条进路——《胡宏》析要

:宋代理学发展 ,不应划分为两大派 ,而应划分为三条进路 :程朱的理本论、陆九渊的心本论和胡宏的性本论。胡宏的性本论在逻辑上为第三条进路 ,它避免了理本论和心本论的局限性。胡宏沿着第三条理学进路 ,提出了自己颇具特色的人性论和理欲观。人们往往没有深察胡宏论性的层次性 ,从而误解胡宏的人性论为自然人性论。事实上 ,他坚持的是彻底的性善论。胡宏对“天理人欲同体”中的“欲”和“体” ,有着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理解。他的理欲观 ,并不是对宋代理学的反动 ,而是对其修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哲学特征述评

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批评各种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结果,是与他的中国教育改造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程朱理学为例,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只讲教学,不讲做,更不讲教学做合一;只讲学校,不讲社会;只讲教育,不讲生活。在中国“理欲之辩”各家中,戴震以“节欲”和“理在物中”反对程朱的“存理灭欲”,陶行知很赞赏戴震的观点,他说“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主张打一打通”。陶行知反对程朱的“灭欲”,丰富和补充了戴震的“节欲”,提出了“遂民之欲”。这个思想是对“理欲之辩”的发展,具有“民本”的思想特征,体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人民性。     

批“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是宋江叫得最响的一个口号。它是一个革命的口号还是一个反动的口号?这主要看它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哪个阶级、哪条思想政治路线服务。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的经济基础,不断地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强化对广大农民的反革命专政,把儒家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作为维护自己统治,毒害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宣扬“天”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把封建皇帝说成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是受“天命”来统治人民的,即所谓“天子受命于天”;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孔孟之道,则是不可改变的“天道”。大肆进行“天不变,道亦不变”,“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说教。如果谁要造“天”的反,谁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天诛地灭。力图用“天命”和神的意志来毒害和束缚人民,以维护其封建剥削制度。因此,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在反抗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同时,总是把斗争锋芒直指地主阶级反动的“天”,并提出反映农民阶级利益和要求的     

劳动人民是世界的主人——(普及哲学讲稿的一课)

过去,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都说:“穷沾富光、富沾天光”。意思是说农民、工人都是靠他们养活的,我们穷人沾了他们的光。这真是昧着良心说黑说。速三岁小孩都知道,一个人要生活,不管他是那一个,都少不了食、衣、住、行用,要吃饭就要有柴、米、油、盐,菜。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都是我们农民和工人种出来的,做出来的。土改时,我们农民都唱过“谁养活谁”这只歌,这只歌是说:     

张载“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及其意义——以清代初期《正蒙》注为核心的考察

张载的“存天理灭人欲”说,经过二程与朱子的强化,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天理人欲之辨的道德约束对象最初只是儒家士大夫,要求他们不以一己私欲害国家之公益,同时也是儒者的道德自律,有着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朱子学在南宋成为显学后,理欲之辨转变为对普通民众的要求,出现了一种错位,因此遭到明末清初许多学者的批判,但道德严格主义的理欲观仍是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主流.李光地、张伯行、华希闵等在注释张载《正蒙》时,肯定其合理性.当今需要重新认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史意义,并肯定“尊崇理性,反对私欲”的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新论——以物理之学为研究视角

宋代理学家认为医学是"小道",但他们也承认医学有"一物之理"。"理"正是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的基础。从宋代物理之学这一崭新视角,论述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对天人关系、对人体、对药物的各自认识,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剔除附加在中医学之上的道德伦理、谶纬迷信因素。把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这是宋代理学相对于宋代中医学而言,可以提供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所在。宋代中医学对宋代理学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启发上。     

理学家的情欲心理思想与艺术心理的关系

把“欲”与“情”密切联系起来研究,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宋明理学把这个问题提到空前重要的地位,“理欲”是理学的一对基本范畴。理学在理欲问题上的保守性、狭隘性,对文学艺术起到钳制作用。朱熹对二程有所修正,他不满于别的理学家只说心性而不说情,自己用不少力气讨论情和欲,并且对人欲加以划分, 认为可以有“好的”和“不好的”之分,而不是象二程等人对欲一概否定。这就给人欲留下了一片得以存在、得以实现的空间,在理学严格拘管的背景下,这是一片很难得的空间。朱熹的一个贡献,是否定诗“序”对《诗经》“国风”里的大量情歌所作的政治影射的曲解,同时也是否定了程颐等人的阐释,而从“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角度来解释, 为后人开了一条新路。     

宋人哲理诗:巅峰前的创新

宋人哲理诗的巧妙和方法是大大有别于西方哲理诗的“中国式哲理诗”的新样式,它以“哲理之理”和“事理之理”入诗,使得诗歌突破了“以情动人”的唯一表达模式,实现了“以理服人”的含蓄化,这是宋代诗人才气的表现,也是他们在唐代诗歌艺术巅峰面前的创新。     

试论王夫之理欲观的启蒙性质

王夫之究竟是“本朱子而黜异端”的理学家,还是程朱陆王的批判者?他的理欲观究竟是所谓“寡欲存理”而完善了封建的道德理论,还是“理寓于欲”而透露了反封建的启蒙思想?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本文拟略抒己见,以就正于方家。一十七世纪的中国,漫长的封建制已走到它的末期,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破块启蒙”,是一个“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的特殊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民族矛盾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 ———以古学派对 “无欲说” 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 “欲” 和 “人欲” 是不同的范畴, 其讲 “灭人欲” “去人欲” 并非要人 “灭欲” “无欲”, 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 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 但日本近世对朱 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 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 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 “忠实介绍 者” 当中, 至古学派兴起后, 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 然而观点不尽相同: 山鹿素 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 贬周而褒朱; 伊藤仁斋、 伊藤东涯认为 “主静” 不合于 “天地生物 之心”, 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 荻生徂徕、 太宰春台则考究 “人欲” 在 《礼记·乐记》 中的内涵, 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 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 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 严格主义演绎有关, 藤原惺窝、 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 “欲” “人欲” 的区分, 而阳明学者 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 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 历史文脉。     

试评《孟子集注》的训诂得失

宋人的传注,重义理而轻考据,甚至把训诂引向“六经注我”的歧途。这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戴东原曾指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宋儒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宋儒注解古书,往往“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人注解古书存在这些问题,就一概抹杀他们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宋“理学家亦有理学家之训诂”,他们“有些人在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