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理论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源于法国后期象征派大师瓦雷里 (Valery)。但梁宗岱结合中国二三十年代新诗创作现状 ,对纯诗理论作重大的调整和发挥 ,以强烈的针对性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梁氏的纯诗并不是纯粹诗学理论 ,而是建立于一定的实践意义之上的。     

“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

梁宗岱对“诗与真”的探索适应了新诗发展的需要。“诗与真”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诗”的形式与“真”的追求。     

论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现代性意识

"纯诗"理论作为梁宗岱诗学中最具特色的理论,也是现代诗学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对其理论的阐发与评论上,很少言及"纯诗"理论产生的根源性以及其本身所蕴含的现代性意识。"纯诗"理论本身即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物,梁宗岱提倡"纯诗"是对诗歌中审美境界的回归。一者,其"纯诗"理论之意义并非要求诗歌必须纯之又纯,而是强调诗所以为诗的美学意义;二是梁宗岱平视中西、烛旧照新的诗学态度,对于凭借否定旧诗而发展起来的新诗具有补正纠偏的作用。现代性意识的体现是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积极意义所在。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湜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观念变迁与创作实践

中国新诗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散漫,格律诗的僵化,象征主义的晦涩、怪异后,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融汇既往新诗优点和长处的现代主义诗歌诞生了,以戴望舒、梁宗岱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大胆探索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意义的寻求还是诗艺的探索——论20世纪30年代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诗坛出现了在当时著名的“二梁之争”。表面上看，梁实秋和梁宗岱的争论是意气之争；但是，在逞才使气的背后，他们的争论是由于各自所秉持的诗歌观念的迥异造成的。“二梁之争”发生在中国新诗从“非诗”走向“本体的诗”、从“散文化”走向“纯诗化”的分歧路口，在中国新诗理论发展史上有其丰富的内涵。     

“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三）

穆木天1926年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文学批评体系是通过《法国文学的特质》建构起来的。针对＂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诗＂与＂散文＂的混淆,他提出＂纯粹诗歌＂,主张新诗的象征主义发展,追寻＂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与周作人、梁宗岱以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不同,穆木天的象征主义是通过＂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的＂交响＂和＂暗示＂即＂诗性境界＂实现的,他揭示了＂诗＂与＂散文＂在建构基础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为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论穆旦的季节诗

穆旦在数量不多的季节诗里对新诗的现代化作了相当深刻的探索 ,从物我关系的矛盾张力 ,到诗歌色调的繁复中体现出来的灵魂的挣扎 ,及其时间意识中的现代意味 ,都突破了古典诗歌中“天人合一”的观念 ,从而集中代表了新诗在现代主义上达到的成就     

终极关怀与审美超越：论梁宗岱新诗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是梁宗岱诗论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是梁宗岱新诗的重要特色。从空间的万千事物,到时间的每一瞬间,诗人都聆听到了＂宇宙底精神＂及对＂永恒的迫切呼唤＂。借以这种宇宙意识,梁宗岱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并完成了对人生的审美超越。     

梁宗岱与象征主义

梁宗岱与梵乐希因为共同的文学理想结成异国之交。在对梵乐希纯诗理论的接受与传播中，梁宗岱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纯诗理论整体观论的第一人，又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象征主义诗论家。他为诗学领域展示了一个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化的纯诗论体系，这由象征主义诗论以及梵乐希象征主义纯诗论与中国古典象征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而来，或者说梁宗岱用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对象征主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中国化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