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传人与大晟词人--试论晁端礼词

北宋后期词人晁端礼向来被当作大晟词人,然而其主导词风来源于柳永。其词以恋情词为主要题材,直白大胆地表现情爱生活,既多方面地体现了柳永的创作精神,又呈现出明显的雅化趋向,并且还受到了苏轼词的影响。此外,晁端礼工于创调,讲究音律,发展了慢词体制;其谀颂词的写作只是整个创作活动的尾声,试图揭示并恢复晁端礼词在“大晟词人”声名掩盖下的原貌、全貌。     

试论宋词流派划分及其特色

在＂婉约＂和＂豪放＂这种传统的二分法基础上对宋词进行深入地研究,进一步研究每个宋词作家的作品风格,细分为西江派、市井派、奇艳派、正宗派、大晟词派、苏派、中兴派、辛派、雅正派、闲逸派等,并对其各种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花间词风格新论

《花间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词的总集,其中所收的词,我们称作“花间词”。花间词在词史上影响最大的就是人们所说的“花间词风”。历代论者对其评价各执一端,褒贬不一,遂使它的本来面目模糊起来。所以今天有重新探讨和评价的必要。一要论花间词的风格,首先要了解历来对花间派、花间体、花间风格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东坡词》谓苏轼词“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第一次提及花间“派”的概念。更明确提出花间派概念的是郑振铎。郑氏在《词与词话·花间词人们》一文中说:“唐末到五代的词人统称花间派”,在《词的启源》中也说温庭筠的“绮靡侧     

清代词学中的“雅”与“艳”

“雅”与“艳”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词学概念,具有丰富的词学意蕴。就词史观之,晚唐五代至北宋词以抒写艳情为主,北宋末年出现了辨别“雅”与“艳”的观念,南宋词以崇“雅”黜“艳”为主要特征,元明词回归艳词的传统。清初本事词因寄寓了词人与其心仪女子的真挚感情,由而脱去寻常艳词的淫亵与庸俗,可谓艳词的自赎。浙西词派主张去“艳”而归“雅”;常州词派引入变雅之音与哀艳之情,为清词的“雅”“艳”观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均提出“雅而不艳”的观点,但对其不同的阐释成为浙、常二派的分野。     

论浙西词派词学思想的发展演变

“浙西词派”是清代影响大、绵延时间长、词学鲜明、创作实绩突出的一大词派。其词学思想的流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朱彝尊开宗立派,倡导新风,一呼百应,开清词未有之新局面;中期,厉鹗一柱擎天,尊崇周、姜,鼓倡雅词,重比兴寄托,独领风骚;晚期,吴锡麒、郭摩补偏救弊,“正变斯备”,开放通达,但终究无法挽回颓败之势。     

论“临桂词派”

本文从历史背景、旗手与骨干、词论与风格以及流衍与影响等四个方面,论述了,“临桂词派”的文学地位和艺术特色。指出该词派领导人物王鹏运创造的“反侵略文学”和况周颐的“重、拙、大”等词论,对后世词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艺术影响。     

南北宋间词人中的“巨擘”——谈朱敦儒及其《樵歌》

朱敦儒字希真,号岩壑老人,洛阳人。有词集《樵歌》三卷、约二百五十首传世。他的一生经历了北宋的神、哲、徽、钦及南宋的高宗五个朝代,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明显地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三种心境,三种风格。一、“靖康之变”前的“侠少”朱敦儒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其时正是北宋的最后阶段。表面上,社会太平繁荣,君臣优游享乐,实则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一些词人也沾染了闲雅风流的士大夫习气,过着花前月下、浅斟低唱的生活。苏轼词风的影响日趋微弱,整个词坛笼罩着大晟词派浓密     

晁端礼年谱

晁端礼是北宋有名的“大晟词人”。不过他作为这样一位御用文人的经历十分短暂,本着不因人废言的原则,为对其生平和文学成就作全面、客观的研究与评价提供基本条件仍显得十分必要。     

唐圭璋批评王国维和现代词派析论

唐圭璋是现当代词学大师,也是民国时期传统词派的主将。清末及民国初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及现代词派词学兴起,并展开了对传统词学的批评。唐圭璋对《人间词话》和现代派的词学观点进行了批驳。唐圭璋继承并发展了常州词派、晚清四大家的词学思想,坚持“重拙大”的论词宗旨,指出《人间词话》的境界说和隔与不隔之说的理论缺陷,批评“境界”说缺少“情韵”,强调含蓄蕴藉、沉郁顿挫、情景交融的美感,指出王国维的“不隔”乃专尚赋体,以白描为主。唐圭璋回应现代词派对梦窗词雕琢的批评,并对梦窗词的艺术价值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切磋琢磨、始成精品是梦窗词的审美特质。王国维、唐圭璋二人晚年对自己早期词学皆有所反思,体现了大师的风范。唐圭璋是第一个正面、系统对王国维及现代词派进行批评的词学家。     

《高丽史·乐志》“唐乐”传入时间考

《高丽史.乐志》中的“唐乐”,含有大量北宋年间的曲词,清代以来,一直是词曲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之一。但对其由宋传入高丽的时间,学者们基本同意它大致是宋徽宗年间所赐大晟乐。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则进一步考证了唐乐的确切传入年代,认为应为政和七年二月,该结论在目前学术界尚未见论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又简单论述了该结论的确立对大晟词研究的重大意义。     

"别是一家"的晁冲之词

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说明北宋后期文学家晁冲之曾入大晟府或是一位大晟词人.其词力避柳永的俚俗,也不走苏轼的革新道路,具有婉约雅丽的特色,表现出复归以花间词为代表的传统词风的倾向;而在讲究章法和音律方面,它则与周邦彦词构成同调.晁冲之可被视作李清照"别是一家"词学主张的实践者.     

从大生纱厂看中国近代早期民营企业的经营特征

1898年,张謇于南通以股份制组织形式创办了大生纱厂。张謇借鉴当时其它民族企业的创办经验,使大生在申请创办、集资、企业股份、公积金、企业所负责任形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形成了一定时代特色的运营机制。从现在的企业理论来看,这些机制也许不完善,但这些早期所形成的企业特征既反映了当时的第一代民族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艰难和时代的局限性,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大晟府词人新考

徐申崇宁五年(1106)九月至大观元年(1107)任大晟府乐令,大观二年(1108)十月出知常州,任典乐则在大观二年十月前。晁端礼于政和三年(1113)六月下旬赴大晟府,以谪散官而任制撰文字职事,一月后叙复,命官为按协声律,未及上任即卒。万俟咏、田为、江汉于政和三年五月后任制撰文字,后各有升迁。江汉政和六年至政和七年间(1116----1117)离开大晟府任密州通判,万俟咏宣和元年(1119) 八月前离开大晟府任秦川茶马司干当公事。田为自政和四年(1114)正月后至宣和元年十一月均在大晟府任职,先后任燕乐所制撰、修制大乐局管勾官、典乐、乐令、典乐、大司乐。     

张謇与吴寄尘--大生发展史上的忘年交

张謇任用吴寄尘担任作为大生集团“神经中枢”的大生沪事务所(前身为大生沪帐房)的负责人．在此后十多年中，他们共谋大生发展．并在共同的事业中亲密合作，肝胆相照．结成同甘苦共患难的忘年之交．在大生集团发展史上谱写了一段充满时代精神与人格魅力的友谊佳话。     

中学语文教育必须澄清的一个重要概念

中学语文课程长期被中学语文教师、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编制者、中学语文教育专家甚至教育理论家误作学科 ,导致了中学语文教育理论研究误入歧途、中学语文教学实践活动效率低下、中学毕业生语文素质不高的严重后果 ,现在必须从理论上弄清楚中学语文是“课程”而不是“学科”、在实践中正确设计、实施、评价中学语文课程。     

浅谈高职院校贫困生和谐人格的塑造

贫困生既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在高职院校,贫困生是一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他们中的和谐人格缺失现象更值得关注。高校应当在为贫困生提供必要的经济扶助的同时,高度重视贫困生人格的缺陷以及其和谐人格的塑造,是惠及贫困生和高校、惠及社会的重要工作,也是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着力点。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显性问题及对策

中小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到自身的成长,而且关系到学校的教育效能问题。因此,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搞好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使他们健康地成长,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不少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存在课程开设的随意性、任课教师的非专业性、心理辅导的片面性等三个突出的显性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是,强化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科渗透性、增强专职教师培训的科学性、发挥心理咨询室的多功能性。     

学校组织文化内涵、结构与功能探讨

学校组织文化不仅是学校内部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学校管理思想,具有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次的结构,其中深层次文化是学校组织文化的核心。学校组织文化是以文化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学校管理起作用,因此具有硬性管理难以达到的凝聚、导向、约束、适应等独特功能。     

论张謇的“绅领商办”股份制企业形式

张謇以“绅领商办”的股份制企业模式,创建大生纺织公司。这种模式较好地处理了企业中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共存关系、官商之间的权利关系,促进了企业二十余年的顺利发展。然而这种体制最终致使企业不堪重负,导致经营失败。     

对大生企业早期股份制的审视与析论

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时期,资本的初始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即使在今天,在相当程度上说,这一过程依然存在。于近代兴起的大生系企业主要是通过股票制度来将民间资金及少量官款转化为工业资本。在民国二年以前,苏北地区就已经创立了20多个大生系列的股份制企业,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普遍推行资本主义股份制度的地区。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实际,大生式股份制变通了欧美股份制度而采用了一系列独特的融资方式。大生集团为中国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和运作,提供了值得汲取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