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统区地方党政关系运作研究

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对地方党政关系进行了调整 ,试图于抗战时期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控制 ,但在实际运行中 ,国民党地方党部无力影响同级政府的决策 ,在地方党政纠纷中处于弱势。这表明国民党对政府及整个社会的控制力在减弱 ,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效能是孱弱的     

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1927—1937)

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 ,与中央判然不同。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分别自成系统 ,党政分离 ,互不统属 ,形成一种双重衙门体制。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控制体制由单轨制向双轨制的重大转变。形式上 ,党政之间平等制衡 ,互相监督 ,似不失为一种较理想的地方政制。但在实际运作中 ,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时起冲突。在权力竞争中 ,国民党中央倾向于将地方政治交由地方政府主控 ,党权在地方政治运作中日趋弱化。党治在地方层级几乎处于一种虚拟状态。这种党政分开的地方党治体制 ,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和党治基础。加之战前国民党员对政治资源的有限控制 ,国民党最终只建立了一个脆弱的党治国家秩序     

南京国民政府的"党治"模式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党治体制的核心是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这一独占主要体现在国民党中央对国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严密控制,即在中央实行以党统政甚至以党代政,而在地方则实行党政平行,党部无权直接制约地方政府.这种模式在中央造成以党压政,使国民政府失去必要的独立性,在地方则造成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的失控,导致国民党现代化领导能力的低下与统治基础的削弱.     

论训政时期南京政府地方党政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以奉行孙中山遗教为标榜,实行一党专政,构建了以党控政的党国体制,其地方党政关系则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标榜的党政分开,逐渐向党政融合过渡,体现了蒋介石对国民党党权控制的日益深化,但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地方党政制度的设计在实践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早期国民党乡村渗透的制度逻辑:从权力结构均衡分析

早期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且通过保甲制来控制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其获得了对乡村的支配优势,基于此,国民党组织力图向乡村渗透.为避免"党政合一"造成乡村治理的官僚化,国民党在基层推行"党政分开"并倡导"党义治国",但在当时中央权威不足的背景下,"党国体制"的调整导致了国民党基层治理权力的空洞化和劣化,这意味着社会权力的精英化过程中断,分散的社会权力更无力制约政治权力载体的资源汲取,也就不能阻止破产的、原子化的乡村社会权力载体被反体制精英重新组织化为反体制力量.     

关于我国政府人事管理体制的研究综述

我国政府人事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人事管理机构的调整一直在循序渐进地进行着,但就政府人事管理体制本身而言,我国政府一直采用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分部分级管理的人事管理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可是政府人事管理体制中的“管理谁——管理对象：关于我国公务员范围与分类问题”、“谁来管——管理主体：关于党政人事管理部门交叉问题”和“怎么管——管理制度：关于国家公务员制度弊端与改革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探讨的观点众说纷纭,甚至争论不休。     

职责异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

“职责同构”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础:一是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二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现在我们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意味着实行“职责同构”的部分基础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地方政府需要进行“职责异构”的改革.现在改革中的主要困难是“人治”意识和相关法律不健全;各级政府职责权限划分困难;机构优化与人员安置困难;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等.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需要提高对“职责异构”改革趋势的认识;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加强地方政府管理服务职能;进一步理顺部门间的职能关系;协调党政机构改革力度.     

基于行政区划改革的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变研究

行政区划体制作为一种国家结构体系,是国家政治抉择的结果,是地方政府设置及其职能定位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传统的行政区划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并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的基本要素.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和上级、政府间纵向“职责同构”、“职能错位”以及财力与职能不匹配等问题都与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密切相关.因而,探寻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职能定位、转变的相关性,开展以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和转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调整和优化地方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合理确定不同层次层级地方政府的职能、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政府治理视野中的阳光财政建设——广东的经验及其启示

当前中国阳光财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障碍包括;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不足;财政体制的稳定性较差;税收政策调整过于频繁;地方政府政策缺乏必要的延续性。通过对广东“阳光财政”改革的考察可以发现,广东的经验为中国政府治理结构的重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可以推行“三步曲”式的预算规范化改革进程,以最终实现政府治理视野中的中国阳光财政建设。     

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目前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行政机关内部机构之间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依然突出,行政机关内部的层次有待进一步减少;应加快专门行使出资人权力的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建设,使政企之间真正脱离关系;重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设立政策规制委员会,逐步实行行政决策与执行分立的政府体制。     

“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为分析对象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开始以“项目”的方式向下面各级政府和基层社会分配,并逐渐成为一种把中央、地方乃至基层统合起来的国家治理体制,形成了所谓的“项目治国”.国家通过项目制将中央政府关注的重点政策、重要意图传达给各级政府,并通过“钓鱼式”项目工程引导、动员地方财政以项目资金配套的形式配合中央政府行动,中央政策执行在依靠科层官僚体制线条逐层运作之外寻找到了另一种“条块统合”的运作方式.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基层政府也可将项目资金和项目优惠政策做为项目捆绑、地方经济发展的融资平台,提高地方发展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即“项目制的地方化运作”,但这也可能使中央政策或国家意图被地方各级政府顺势利用甚至巧妙歪曲.项目制运作重构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制约着“项目治国”的成效与限度.     

增值税“扩围”改革中税收收入分配问题探析——以地方财政现状为透析视角

当前,增值税“扩围”改革中的税收收入分配是影响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重大问题,能否合理解决成为本次增值税“扩围”改革成败的关键,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法理意义.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应以此次增值税“扩围”改革为契机,健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体系,努力使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从源头上缓解地方政府财政紧迫的窘况,完善税收体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更加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马英九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原因及各界反应

一、马英九参选国民党主席之考虑 马英九去年“五二0”宣誓就任“总统”后在国民党党内退居第二线,采取党政分离制度,严守宪政分际：尊重“行政院长”刘兆玄的行政权,重用竞选功臣吴伯雄总管党务。     

“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

1927年开始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给一些地方传统读书人带来巨大冲击,其政治观感可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党治在基层展开的实际情形。浙江瑞安乡绅张棡对新的党国体制衔恨不已,甚至用“人虫”来形容政府举措之不当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但张氏的褒贬有时也是从个人利益本位出发,迫于生计压力,张在日常生活中亦无法与新政府完全切割。张氏的经验,证实国民党在基层得不到传统乡绅阶层的支持,但国民党党部活动至少在浙南已引起社会结构重大震荡。党国兴起后,原属乡绅自治范围内的一些事项,转由党部及新派人士主导。传统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文化环境亦遭破坏,“群体性的文化失落”于焉萌生。     

关于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相关问题的探讨

“分税制”财政体制虽然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调整和规范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客观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分税制”与国家结构的关系,国、地税机构分设和地税垂直到省管理出现的管理矛盾,政府行为与地方“引税”问题久拖难止等。针对这些问题,必须从新的视角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行政执法赋权的现实缘起、路径评析与法治向度

行政执法赋权改革试图通过自上而下方式将数十项甚至数百项行政执法权下沉至乡镇街道,最大程度解决长期困扰基层“有权无责”与“无权有责”两项治理难题。在超大规模治理国家过程中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宪法范围内积极促成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一定弹性治理空间,是推行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宪制诉求。回应基层执法实践难题、优化行政执法试点机制、践行党政合署驱动发展,是启动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重要原因。依托党政联合发文开启、自上而下科层驱动、多类行政职权下沉方式进行改革面临诸多挑战。从概括式权力下沉转向类型化赋权、从命令式权力下沉转向民主化赋权、从静止式权力下沉转向动态化赋权,有助于加快行政执法赋权改革的法治化进程。     

论我国地方公共财政的层次性定位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对财政配置模式的客观要求。因而传统体制下由政府财政包揽投资的国有企业必须收缩战线,在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三改一加强”中得到发展。国有经济的这种战略调整和重组、财政模式的转换同政府职能转变及行政机构改革互相依存、互为条件。所以,公共财政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公共财政在省级财政、市县财政和乡镇财政之间,便显示出职能分工明确的层次性。     

论抗日战争的时期国民党的党治体制

论抗日战争的时期国民党的党治体制汪家圣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被迫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走上抗日道路。国民党一面进行抗日，一面积极强化以其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推行“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党治体制。本文试就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党治...     

论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与农村管理体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是侧重于从横向调整政府的部门设置,没有从纵向减少政府的层级设置。目前,我国“地区”一级建制逐渐演变成了实体型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建设与市政管理;而过去以议事、决策、行政、司法、财政为一体的县级行政体系被肢解,逐渐形成了“双重衙门体制”;乡镇政府长期处于责任大、权利小、效率低的被动施政状态;村民自治一直受到地方行政权力的制约,且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结果造成有些农村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因此,下一步应按“撤地、强县、精乡、实村”的整体改革思路,撤消“地区”建制,强化县级政府的功能,精简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充实和保障村民自治必要的经费供给,建立和完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地方行政体制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