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祜族文化符号媒介景观的建构反思——基于《快乐拉祜》的传播实践

文化反思促进文化自觉。拉祜族歌谣《快乐拉祜》经由电视、报纸、短视频等媒介技术的型塑和传播形成了“快乐拉祜”媒介景观的态势。研究发现,民族文化符号的被选择、单一高频词语的固定化以及个体文化身份追寻导致的低俗化、娱乐化、同质化的内容,逐渐成为“快乐拉祜”媒介景观建构的路径和策略,成为拉祜族文化全貌的表征。反思这一媒介化的建构路径,发现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媒介化过程其实遮蔽了文化主体的实践能动性。我们认为,民族文化媒介景观的塑造和传播应该回到文化主体的时空场域中去,遵循文化的内生逻辑,进行“在地化”的表达,努力寻求民族文化与人民、与社会、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互联和互通。     

成吉思汗祭祀仪式的变迁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族祭祀文化的象征符号。近百年来,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及其祭祀的文化空间和仪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时,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传统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产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成为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发展的新的符号。文章以2000年成吉思汗龙年大祭的祭祀仪式为个案,描述了成吉思汗祭祀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及蒙古族对其传统文化符号的认同。     

当代视觉文化赋予民族符号图像语言的审美嬗变

图像在当代视觉文化结构中呈现的特征具有特殊的作用和意义.本文从民族符号图像语言的呈现方式进行深入探究,以民族符号的图像语言为视角,寻求民族文化审美建构实质以图像语言为文化创作的目的和具体活动内容.图像语言的审美文化与精神性的民族艺术,两者在当代审美认知中共同促进新的视觉文化产生——以数字信息技术传播的民族符号文化形态,...     

艺术节庆符号的视觉呈现与民族文化传播——以大凉山国际戏剧节为例

艺术节庆作为一种时间和文化符号记录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展示和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媒介。本文从民族符号学与艺术节庆视觉形象设计的关系出发,以北京国斐设计工作室的大凉山国际戏剧节视觉设计方案及其对节庆活动视觉形象设计为个案,分析凉山毕摩绘画文化的当代创新视觉转换中呈现出的多种形态的节庆特性。梳理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视觉形象设计形成的图形元素、文字元素、色彩元素及文创产品等要素与凉山传统民族文化实现完美结合的过程,探析了现代节庆的民族符号视觉设计与文化建构、民族文化传播间的关系,以期为其他民族节庆定位和发展提供参考。最后通过对民族特色的视觉形象符号体系的阐释,强调民族地区旅游产业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促进不同族群文化间的相互欣赏,提升对中华民族共享符号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符号互动与认同建构——以"马"符号的格雷马斯方阵演进为例

文化共同体内部对符号的解释会经过多重衍义过程后产生共同解释项,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认同的典型建构过程.本文以"马"这一符号为例,运用格雷马斯方阵来分析汉文化与异族文化的传播互动过程中"马"这一意象的转变,从象征神性的"龙马"转换为凶性的马兽,到野性的象征,最后转换为融入"礼"制的舞马,被整合成为宫廷艺术的一部分.意象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各族群的文化相互影响交织并最终走向同一的过程.     

贵琼语借词认知与文化隐喻性研究

贵琼借词作为语言和文化联系的纽带成为了研究文化变迁的"活化石"。借词可以折射出族群文化的变迁,概念的建构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同时也能反映族群的现实认知机制和价值观。民族的语言发展和变化无不渗透着简单的隐喻思想,通过隐喻这种认识文化的新途径,我们可深入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思想倾向以及价值观,从而建构族群文化概念与范畴。     

旅游吸引物符号建构的人类学解析——以“神秘湘西”、“神秘文化”为例

文化作为一种在特定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条件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体系,是变动不拘的。本文以神秘湘西的旅游文化制作为例,以民族志的方式探讨了湘西在民族旅游开发背景下的信仰文化再生产。为了开发旅游以获得地方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各种媒介、地方百姓以及旅游企业,都依其对游客心理和旅游业的不同理解,选取了赶尸、落洞女、放蛊、命运、还傩愿等信仰民俗文化事项,参与到神秘湘西的制作宣传之中,对该旅游吸引物进行符号建构。人们这些参与旅游文化制作的行动,有可能改变土著信仰文化的原有面貌和内在和谐,从而对其未来产生影响。     

云南白盐井盐业社会的传说、信仰与仪式

云南白盐井"有盐在先"、"皆以盐故",因盐形成"以卤代耕"的盐业社会。在白盐井盐业社会中,盐经历从自然之物到意义建构,到地方文化符号生成的过程。盐的传说、信仰与仪式,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白盐井民众观念意识的表现形态。当地盐业社会传说、仪式与信仰对盐这一地方文化符号生成与演变的过程,也正是盐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深深嵌入到地方社会中的过程。     

博物馆与地方形象传播——以广东雷州市博物馆陈列升级改造为例

博物馆承载着一个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是地方形象传播的第一站。博物馆信息传播和地方形象传播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根植于地域文化符号,从而建构地方文化体系,通过信息媒介进行地方形象传播。本文以广东雷州市博物馆陈列升级改造为例,强化雷州文化的内涵,阐述博物馆对地方形象传播的建构,探索博物馆赋予小城崛起的新路径。主要阐述两大内容,第一是通过雷州市博物馆布展大纲的重构,提炼雷州地域文化符号,建构雷州历史文化叙事。第二个以雷州市博物馆陈列设计为主要内容,通过展陈语言塑造空间叙事,将雷州历史文化可视化,创造雷州历史文化的时空体验,传播地方形象。     

共生互补:黄道婆文化重构价值的终极目标——评《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

在学界,讨论价值重构的很多,但是讨论重构价值的少。谭晓静博士的《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1］就探讨了黄道婆文化的重构价值。在这部书中,谭博士系统阐释了黄道婆从历史人物到行业神,再到文化名人,最终成为被争夺的文化资源的原因及过程;描述和分析了的黄道婆文化记忆在上海的保存形式、传递方式、建构结构以及不同人对黄道婆文化记忆的解读;从史志失载、口头叙事断裂、标志性建筑消失三个方面分析了黄道婆文化在海南失忆的原因、失去记忆的内容以及对海南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了黄道婆文化记忆重构的现实价值;创造性地提出,应构建一种文化系统内的文化共生互补模式,合理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实现各发展主题的共赢模式。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发展问题

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是发展渝东南少数民族先进文化、推动民族地区农村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针对新农村建设中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促进该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实现和谐发展.     

文化建设的四重路向与中华民族凝聚力

文化建设既要坚持民族立场,又要有全球视野;既要加强主流文化的建构,又要注重大众文明的建设;既要传承传统社会的道德精神,又要注重法理社会契约精神的培育;既要提高公民的基本素养,还要培养公民的现代意识。中华民族凝聚力在文化建设四重路向的影响下,具有合理的开放性、不同的凝聚层次以及适应时代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新型主体。     

对口援建与羌族文化重建——以山东援建北川为例

羌族地区的灾后文化重建是在国家的统筹下,在受灾地区民众的诉求基础上,在社会各界呼吁保护羌族传统文化的舆论中,通过援建省市的具体实施而实现的。作为援建方的山东,一方面根据国家的相关意见、条例、方案的文化保护、文化重建规定进行援建;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据自身对羌族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文化的援建与重建工作。在承认羌族地区文化重建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应当看到文化重建中政府意志与学者呼声的疏离,援建后的北川羌族传统文化呈现出同质化、一体化、文化符号泛化等问题。     

守候与认同:羌族勒色与汉族宗教建筑对话的文化指归

明清以来,外来文化对羌族聚居区域的影响日益加强,形成了羌族传统的宗教建筑勒色与汉族儒教、佛教、道教建筑宫观庙宇比肩林立的文化景象,也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建筑之间的文化对话.对话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坚守,也是对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认同,汉族儒释道的思想文化对羌族勒色崇拜的建筑形式、释比仪式、神灵形象、语言符号等都产生了影响,使其具有多元融合的特点.     

布朗族民族文化资源信息化初探

近年来,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民族地区的文化生境不断遭受破坏;加上人口较少民族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出现断层等问题,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保护形势严峻。云南布朗族在应用信息化手段保护民族文化方面有很好的实践。布朗文化遗产可数字化资源划分为实体和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按照三级指标评价模型,结合可数字化文化资源的特点,首先聘请专家依据＂可数字化资源评价赋分标准＂对布朗族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打分,并采用微积分运算公式计算出三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值,根据最终评价得分来评判布朗族民族文化资源是否具有可数字化的价值。然后,对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综合采用静态数字化技术、动态数字化技术和三维数字技术,按照文本数字化、图像数字化、三维图像建立、虚拟物品制作四个数字化级别来进行信息化处理。     

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冲突及其消解方式

本文认为 ,文化冲突的实质不应仅被理解为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或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 ,还应被看作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 ,特别是强势群体的文化霸权与弱势群体的文化抗争的冲突。文化冲突不断地撞击着弱势群体的文化底线 ,使社会乃至世界陷入局部或整体的危机、混乱甚至战争状态。因此 ,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消解文化冲突 ,尽量使冲突张力限定在最小的范围内。人类学是在文化冲突中诞生的 ,它对民族文化、边缘文化、地方性文化价值的肯定与重视 ,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消解了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 ,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人类保留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Learning to labour unequal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production,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inequality

Inequality has become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is at the forefront of media, political and practice discussions of the future of the arts, particularly in the UK. Whilst there is a wealth of work on traditional areas of inequality, such as those associated with income or gen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specifically cultural value, and inequality is comparatively under-researched.

The article considers inequality and cultural value from two points of view: how cultural value is consumed and how it is produced.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two activities are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social inequality, but that the two activitie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considered separately in bo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to British and thus international policy agendas. The article uses the exampl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K to think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doing, so the article maps out a productive possibility for a new research agenda, by sketching where and how research might link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inequality.     

Promoting majority culture and excluding external ethnic influences: China’s strategy for the UNESC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st

ABSTRACT

China’s enthusiasm for having many World Heritage–listed sites is well-known as a national strategy of cultural soft pow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rporating minority groups into the Han-dominated Chinese state. Relatively understudied are China’s efforts related to UNESCO’s list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hich inscribe people’s living culture – such as dances, costumes, and songs – as world heritage.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some ethnic groups’ intangible culture has been objectified for the World Heritage Lists by the Chinese stat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by enlisting ethnic minorities’ culture under the name of Chinese state, the state can reinforce state borders that often run across ethn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reducing external influences on minorities from their trans-border ethnic or cultural kin. Concomitantly, the majority’s cultural prominence is further entrenched in this process by the emphasis placed on minorities’ folklore in contrast to the Han’s culture of civilization.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