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形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对一类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模式的探讨

当代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收益的非帕累托改进过程 ,不同的行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 ,有时严重的利益冲突会使某一类家族企业无法达成一致性同意 ,从而使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不可能 ;同时 ,由于政府强制力缺乏合法而有效的途径介入 ,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无法实施。在谈判仍达不成一致同意的情况下 ,业主会凭借个人权威 ,通过强制手段继续推动制度变迁进程 ,从而使这类制度变迁呈现出一系列既不同于诱致性制度变迁 ,也不同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现实中的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连续分布的光谱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只是这个连续光谱的两端 ,这个光谱的中间还存在其他形态的制度变迁模式。     

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党报经营改革

党报经营制度改革是传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党报经营制度改革的起因是制度供求不均衡,党报经营制度变迁的模式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党报经营制度变迁的轨迹表现为路径依赖。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缺陷——政策失误将日本经济拖入长期萧条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大致可区分为诱致型与强制型两种方式。而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的法令引起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的是一群(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结构和社会的偏好结构。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具有生存特质和广泛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其制度非均衡状态和潜在利润希冀所形成的制度需求,将诱致制度主体进行制度变迁,从产权结构一元化到多元化、内部产权边界混沌到清晰化、流量产权虚置到动态化、产权封闭性到开放性;但由于制度变迁主体、非正式制度安排、传统家庭制度、信任制度缺乏的制约,其变迁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本文结合浙江省家族企业发展的实践,根据对乐清的实地调查,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需求诱致与供给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     

制度变迁视角下经济特区的深圳模式研究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以政府为发起者主体的一般性三层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从而推导出两阶段制度变迁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深圳经济特区的独特发展模式。现有研究表明,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就能因地制宜,主动回应微观主体合理需求,主动应变、主动探索,主动拥抱制度变迁,并形成了"先行先试"的改革开放精神。从深圳模式来看,在制度变迁的高阶阶段中,宜采用诱致性制度变迁,这有利于发挥微观主体对制度改革的原始推动力,也能保障政府资源的后续拉动力。     

浅析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艰难前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

我国农村信用社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不断异化,导致产权不明、管理不顺、经营艰难、风险严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应遵循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规律,改革的关键是理顺管理体制和明晰产权关系,绝大部分农村信用社改革应选择按合作制原则进行规范。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农村合作医疗

农村合作医疗经历了传统时期的辉煌、转轨时期的低效与新世纪的快速发展。制度安排和其嵌入的制度环境是否耦合、制度的供给与需求是否均衡、是否存在路径依赖等因素是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为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建议适度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的蓝本,改善外部制度环境,强化政府的制度供给责任,将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走出路径依赖,走向城乡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     

双层委托代理:苏南模式运行机制的理论实证分析

苏南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同时受到有利可图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引诱及传统社区公有制前提约束下，苏南农民发起的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苏南模式的产权制度特征是社区公众-社区政府-社区企业领导人三者之间的双层委托代理。社区公有制的种种内在矛盾注定了这种双层委托代理中先天地缺乏严格的激励约束机制，因而这种运行机制在根本上是一种内在地缺乏效率保障的制度安排。苏南模式早期之所以能创造出效率奇迹，是由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双层委托代理中三个经济主体对发展社区企业这个诱致性目标高度一致形成了对双层委托代理内在缺陷的有效抑制与弥补，从而推动了这种机制的高效运作，苏南模式后期出现的效率损失现象，则是随着特定历史条件的消失，代理人与委托人的目标出现差异，双层委托代理机制内在缺陷发生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效率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费用思想,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经营与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竞争与垄断问题,使现代企业理论得到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从制度对交易费用影响的分析范式来看,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政府应该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激励政策的设计者与监督者,国有企业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执行者和引领者。同时,政府需要建立透明化竞争平台,引入民营企业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服务,从而实现国有企业效率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新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逻辑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改革: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承包经营制。其间的变化变迁,既有执政党政策的鲜明导向,亦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逻辑性结果。这包括了诱致性与强制性的结合逻辑、国家意识形态和农民认知的互动逻辑、渐进式制度变迁逻辑,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博弈逻辑。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进程为背景,讨论农地制度改革的曲折历程及其发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