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而非对立——理雅各论耶儒关系

理雅各把儒教纳入到基督教的话语体系之中，从神论、人论、伦理观三个方面与基督教进行比较研究，既肯定儒教的优点和长处，又指出它的缺陷和不足，并表明对儒教应采取的态度。理雅各在大多数新教传教士还在排斥或贬损儒教的情况下给予儒教以较高的评价，设法协调耶儒关系，主张吸纳儒教因素，达到了近代新教传教士认识儒教的新高度，对于基督教在中华文化中的本土化具有先驱和示范意义。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万国公报》对儒学的评析

在晚清社会有着相当影响的《万国公报》是寓华新教传教士的舆论阵地 ,是一分以宣传基督教为主旨的刊物。在长达近 40年的时间里 ,它对儒学的评析既有“耶儒相通”之言 ,也有“救世教成全儒教”之语 ,更有以基督教取代儒教之论。这些言论有合理的成分 ,但更多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 ,对儒学采取了非科学的态度     

论基督教的“爱”和儒家的“仁”的几点不同

很多学者在论述儒家是“学”,还是“教”的问题时,把儒学的仁和基督教的爱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有很多的相似点,以证明儒家是“教”。可是,我们发现了儒学和基督教许多的不同。本文仅从仁和爱、超越观和忠孝观三个方面,考察儒学和基督教,仁和爱的不同。     

人文教之证成及其意义--兼论牟宗三的儒教说

牟宗三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创设人文友会,力图以社团代教会的方式,重振儒家的人文教,延续华族的文化慧命,抗拒中国的基督教化。他对儒教何以是宗教的论证对于今天处理这一问题依然有着启发意义,以圆融的宗教形态与隔离的宗教形态对儒教与基督教做出的判别也令人深思。他的人文教运动绕过梁漱溟、熊十力,直追康有为、谭嗣同,实质上是对近代以来人文教发展的新综合。     

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

在四个多世纪的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过程中,西方译者对儒家经典的认知方式千差万别。其中,传教士译者从宗教观点出发,对儒家伦理进行了基督教化伦理认知隐喻。这种现象表明,重大思想文化典籍翻译方式总是服务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不仅是传教,还有文化同化的目的。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儒教"与基督教的"共性",在西方读者中宣扬基督教伦理的普遍性,同时也可以提高"儒教"在基督教徒读者中的可接受性。所以,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引擎。     

从“贵无论”到“声无哀乐”:魏晋士人对乐舞语义功能的重构

在魏晋玄学影响之下,“有无之辨”成了魏晋时期重要的议题。“以无为本”的“贵无论”触发了魏晋士人们对乐舞的语义功能新的思考与实践,名士们以超越“礼”——寻求“道”——达于“无”的路径,实现了对两汉儒教传统乐舞美学思想的超越与突破,使乐舞美学从礼乐合一的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将对美学思想的探寻带入乐舞艺术内部世界中。     

论佛教的“不在超越”

佛教所要实现的超越,既不是基督教的"外在超越",也不是儒学的"内在超越",而是无所执着、一切不住的"不在超越"."不在超越"是对世出世间的一切二元对立的超越,它不但超越了"凡",而且也超越了"圣",此之谓"超凡越圣",其中的"越圣"也叫"超佛越祖",是指对作为佛教之"终极实在"的佛的超越,这是佛教之"不在超越"的根本特色,因为其他一切宗教都没有也不企求去超越自己的"终极实在".     

《西游记》“三教合一”思想分析

《西游记》中的宗教思想是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产物。所谓“三教合一”并非儒、释、道三者平分秋色 ,实际上有所侧重。具体分析三者的关系是 :小说以儒家的价值取向为评判人和事的标准 ,儒为立本 ;道教修炼 ,虽使孙悟空等超越了自然生命、具有无穷法力 ,却非修炼的极境 ,仅仅是进一步修炼的入门和准备 ;成佛则是小说人物的最高追求 ,佛法无边并统摄一切诸法 ,佛教思想实为极则     

简论儒、释、道的义利观

以儒学为骨干 ,以佛教、道教为其两个分支而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 ,不仅有其各自的义利观 ,而且也有其在各自义利观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儒家重义轻利、佛家轻利重义、道家兼而有之。科学分析并认识总结儒、释、道的义利观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实为学术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项光荣任务     

《论语》的修己思想探析

修己思想在《论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论语》一书不仅提出了修己的学理依据及具体要求,并且描绘了修己所能达到的不同层次。通过对修己思想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的精义所在。     

隋唐三教关系与唐代儒学的兴起

隋唐时代,儒佛道三教在相互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它给儒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动力与观念。儒家道统与心性传统的重新树立,成为当时儒家兴起的重要成就与标志,同时,儒家还开始了从传统儒家资源寻找自身发展动力的成功尝试。这些说明,儒学在唐代的兴起,对佛教与道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论孔子法律思想研究的立场与方法——以法治为视角

法治化作为我们被动或主动的选择 ,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变革趋势。不管我们理想中的法治社会是何等神圣 ,她毕竟首先是功利的、世俗的。而正是在这一点上 ,儒家思想是与之大异其趣的。立场与视角的不同 ,必然导致结论的不同。我们既不必因“法治”在当下的时髦而以之裁断儒家思想 ,也不应因儒家思想立意高远而以之消蚀法治的精神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郭店儒简的重“情”论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的重"情"观,代表了早期原始儒家关于心性思想的一大特色即"道始于情"。通过将郭店儒简"情与文相对待为义"与孔子"文质彬彬"的对照式考察,可以揭示出《性自命出》篇的"情",实际上源自于孔子"尚质"的传统,是孔子"仁"学中侧重于人心内在真性情的流露。这样把握郭店儒简的"情",不仅对深入揭示儒家早期心性思想的起源,而且还对正确解读先秦儒家的诸多原始文献,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儒学融通与东晋文运的演进

东晋儒学具有鲜明的融通特征,但并未丧失固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立场,它在政治观念、道德修养、审美倾向等方面都对文坛产生深刻影响,并赋予了东晋诗文正大、中和、渊雅等审美特色。这种审美风貌迥异于占据当时文坛主流的玄言风气,更在晋末宋初文风变改之际焕发出新的活力,推动了文坛演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