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上的华侨机工

五十多年前,正当祖国处于最危难的时刻,三千多名南洋华侨机工组成“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王),毅然奔赴祖国烽火连天的抗日疆场,效力于滇缅公路军事运输线。南桥机工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披星戴月,历尽万难,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运输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 早在1946年7月7日,为了追悼回国参战华侨烈士和死难同胞,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在升旗山与鹤山交界的山坡上,树立了—座“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     

节俭是一种力量

1941年6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慰问团",从新加坡回到中国慰劳抗日将士。蒋介石拨巨资隆重接待陈嘉庚,希望他对国民党有个好印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南洋华侨事情》评析

该文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南洋华侨调查报告<南洋华侨事情>出台历史背景,分析了报告对南洋华侨的认识以及报告对日本政府制定南洋华侨政策的影响.     

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1911-1941年间南洋华侨对中国认同的变化

辛亥革命以后,南洋华侨民族主义随着中国本土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愈发强烈,这种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对中国的全面认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随着中日矛盾的逐渐激化,南洋华侨民族主义升华为爱国主义,对中国的认同不但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且具体表现为对中国政府的认同。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在宗教、家乡意识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直接威胁到华侨的经济利益,也激发了南洋华侨同仇敌忾的情绪。然而．这种以中国认同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忽视了华侨在南洋社会的政治目标,也错过为此目标而进行华侨社会自身的整合活动及与其他族群关系的调整．这是20—30年代以中国认同为全部内容的华侨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论陈嘉庚对支援祖国抗战的特殊作用与贡献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的杰出领袖,对支持祖国抗战的特殊作用与贡献在于：一、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和发展起了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二、领导和组织南洋华侨从财力、物力和人力上鼎力支持祖国抗战;三、充分发挥其华侨领袖的崇高威望与特殊作用,为维护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华人帮会力挺孙中山

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先后失败后,一些洪门人士为躲避镇压,纷纷逃到南洋、美洲、澳洲等地。 洋鬼子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洪门＂忠义救国,兄弟提携＂的口号在华人圈子里迅速传开。华侨们为了生存自卫,纷纷参加洪门属下的堂口,抱团跟洋鬼子斗。     

陈嘉庚与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陈嘉庚与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组织陈爱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全民族（包括广大爱国华侨）的团结奋战的结果。东南亚各国（即南洋）是华侨的聚集地。抗战之初，南洋各国的华侨达８００万之众，占海外华侨的８０％。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是有组织有领导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     

民国时期南洋华侨社团的日常活动——以万隆华侨公会为例

依据1934年至1940年荷属印尼万隆华侨公会出版的《华侨月刊》,试图对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进入抗战这一时代背景下该社团的日常活动进行细致考察。通过对共计59期《华侨月刊》的爬梳,可将万隆华侨公会的日常活动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促进华侨经营事业的发展;服务华侨日常生活;致力于提高华侨素质;支援祖国抗战和救灾。华侨公会的日常活动深刻折射出经济危机和中国抗战背景下华侨社会的迫切需求,南洋华侨与居住地政府、南洋华侨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洋侨教政策负面影响述评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缘故，国民政府十分关注海外华侨尤其南洋华侨的教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华侨教育体系，学校和学生数量呈上升趋势，学生素质也不断提高。然而由于国民政府侨教政策自身固有的弊病，给南洋侨教带来了相当的消极作用，限制了南洋侨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对晚清在南洋设立领事馆的反思

近代国家外交护侨的主要措施是建立领事馆。随着晚清朝野对华侨认识的逐渐转变,保护和利用华侨成为清朝华侨政策的主要内容。南洋在中国周边地区具重要战略地位,也是华侨聚居之地,应当是清朝设领的重点地区。但由于朝廷对设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推动不力,且外交人才缺乏、驻外使节布局失误和外交事权分散等,因此屡误设领时机,导致在晚清时期中国所设的45个领事馆中,在南洋地区仅设立7个领事馆。     

1930年代沪上文坛独特的“新感觉”--南洋华侨作家黑婴的“乡愁”书写

史称“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黑婴是唯一一位跻身于1930年代中国主流文坛的南洋华侨作家。这位生于荷印棉兰，长于广东梅县，深造于“魔都”上海的新一代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态”浓郁的南洋氛围中登陆沪上文坛。在此跨文化的激烈碰撞与深度融合中，黑婴经由“乡愁”的激发与引领，讲述了新一代南洋华侨青年的苦难、迷惘以及艰难的蜕变。今天看来，这种包含着独特生命体验和丰富历史痛感的文化乡愁，正是南侨作家黑婴在“华文文学”和“海派文学”的脉络之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真正而独特的“新感觉”。     

发掘侨光小学历史 提升校园文化建设

正抗战时期,在云南,三千多南洋机工承担了滇缅公路战争物资的运输重担,出生入死,可歌可泣。在此期间,大量华侨子女读书的问题没有着落,在华侨领袖陈嘉庚、侯西反、白清泉等人的倡导和万余名在昆华侨的鼎力相助下,于1943年成立了侨光小学,泰国华侨梁佑贤担第一任校长,为广大在昆华侨子弟解决了上学问题。     

珍贵历史文物象牙对狮还乡记

加拿大华侨杜融先生具有三代爱国人士的家庭背景,系同盟会元老杜潜/程汝南之长孙、抗日将领杜武/李会联之长子,曾任上海宝钢在纽约建立的海外美国公司（宝力公司）的总裁,现定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兼任＂卡城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副会长,＂卡城江浙上海联谊会＂＂加拿大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卡加利区）＂资深顾问。     

华侨对南洋的开发与中华文化的南移

就世界而言,任何时代都有一两个先进的文化中心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前进的方向.具有追求进步天性的人类总是千方百计地向文化中心学习,而文化中心也必然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文化较后进的区域或国家,从而形成了文化的传播与移动.所谓中华文化南移是指中国文明在古代向南洋诸国传播并由此推动了南洋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华文化在历史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并对周围的国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对南洋诸国影响最大,而华侨下南洋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南移.本文试图以中华文化南移为据,论证华侨对开发南洋的历史作用.(一)     

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

一九七九年四月八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郊外的华侨义山、巍然矗立起一座“菲律宾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并建有抗日华人烈士纪念堂这是为表彰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１５０多名华人烈士， 碑座的大理石上镌刻差碑志，记录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日寇沦陷区的菲律宾华侨与当地人民同仇敌忾、打击敌寇、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的壮烈事迹。该碑志精辟地记述了菲律商广大华侨波澜壮阔的斗令历程，是一仄珍贵的历史文献、永为后人瞻仰和忿吊。 “菲律有华侨抗日烈士纪念碑志”如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欲解除在华泥足深…     

论《海岛逸志》的史学价值

王大海为漳州府龙溪县人,乾隆五十六年撰成<海岛逸志>六卷.该书作者在清代闭关锁国之际,居于海外看世界,录其见闻为书,对国人了解海外情势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海岛逸志>介绍了印尼诸岛的航路、风土人情,以及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一带的风俗、政教等情形,还为华侨立传,颂扬了华侨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贡献.作为一部华侨亲自撰写的海外见闻录,该书反映了18世纪末南洋荷属殖民地的社会状况,揭露西方列强在东南亚的扩张,叙述当时华侨、华人的生活状况,使国人开一眼界,亦是研究南洋、研究海洋文化之典籍.但对这一珍贵的海交专著,国内较少专门研究.     

抗日战争中的加拿大华侨

华侨旅居加拿大,始于1858年。1931年,全加华侨约为46000人。旅加华侨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但迄今尚无专文涉及,本文愿就此做一些粗浅探索。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旅加华侨迅速组织起多种形式的抗战团体。蒙特利尔的华侨早在1931年10月就组建了抗日会。1932年间,卡尔加里有华侨抗日后援会,维多利亚有华侨拒日救国会,多伦多有安大略省华侨拒日救国会,温尼伯也有一个华侨抗战救国团体。“七·七”事变后,加拿大华侨抗战团体更如雨后春笋,“纷纷组织华侨救国会、抗敌后援     

国民政府时期的南洋华侨教育

国民政府十分关注海外华侨尤其是南洋华侨的教育,制定了40部侨教法规,成立相关管理机构和协会组织,并通过训练侨校师资,提高教师水平,统一教材与课程编排,统一授课语言,推行侨教视导制度,狠抓侨教管理和扩大宣传、奖励先进等政策措施来促进南洋侨教事业的发展与壮大,取得了积极成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华侨教育系统,学校和学生数量也逐年呈上升趋势。     

试论抗战时期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作出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中共广东党组织做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侨务工作,影响和推动了广大海外华侨对中共领导的广东抗战的支援。广大海外华人华侨虽然海天远隔,但积极从各个方面支持和参加广东抗战,积极捐款献物,从经济上支援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的华南抗日纵队的革命斗争;政治上积极宣传抗日,声援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斗争,维护国共合作大局;积极奔赴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为创建和巩固华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华南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开展华南敌后游击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胡文虎的慈善公益思想研究

胡文虎是南洋著名客家华侨,也是著名的企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同时也是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胡文虎所从事的慈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体育、医药、建设、救国、赈济等诸多方面,其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中的资金庞大,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