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预算监督看人大公信力的提升

预算监督权的行使状况是反映人民代表大会公信力的重要指标.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行使预算监督权赢得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与发达国家成熟的预算监督相比、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理念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预算监督权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问题要大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从而影响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公信力.应当从完善市场经济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大力提升人大预算监督的能力.     

从“代表建议”看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改革——基于对安徽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的分析

选民与代表之间的权力委托与代理关系,是人大代表的代表性与功能发挥的基本价值基础。基于对安徽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情况的归类分析可以看出,代表建议数量增多、分布多元化,说明了人大代表参政意识有所加强,也反映了人大民主制度确实有所进步。然而,总体上来说,我国人大代表建议的质量还不高,分布还不够合理,代表性、回应性尚不足,特别是与广大基层民众间的利益联结性有弱化倾向。因此,一方面需要加强对人大代表履职角色、功能定位的宣传和培训;另一方面,更需要通过对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变革与优化,提升人大代表来源的代表性和民主性,增强人大代表的代表意识,提高代表能力。     

从“金鱼缸”法则看人大选举

当前人大选举中存在暗箱操作、贿选等不良政治行为,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选举中的不透明.管理学的"金鱼缸"法则是解决透明度的极好工具,通过从体制上加快政改步伐,制度上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人大制度,将"金鱼缸"法则运用到人大选举中,从而增强人大选举的透明度和监督力度,有效地促进人大制度的发展.     

从选举论争看元祐时代的政治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就对选举制度的论争看来,并未如其他新法那般明确地存在新法党与旧法党之间的对立.甚至,与其他新法如司马光的主张那样被废止不同,元祐诸臣围绕选举制度的“德行”、“经义”、“诗赋”、“法律”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各自意见,讨论结果却是朝向与司马光理念并不相容的方向.这反映出宋代士大夫阔论“治国平天下”之姿的同时,其作为嗜好古典诗文的文人、读书人的气度.     

从“四分之一选举权”看我国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

我国选举制度中存在的"四分之一选举权"问题,是一种明显的不平等待遇,亟待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选举权平等""直接选举""科学划分选区"和"人大代表职业化"等.     

关于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后的人大改革思考

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以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尚存在部分代表从政积极性不高、立法监督主动性不强、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在人员构成上,有前任行政领导和现任行政干部较多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而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甚至会因城乡同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而变得更为严重。本文提出可供选择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方案,包括明确人大作为立法机构的职责,防止人大职能行政化;实行职业、半职业和党政代表相结合的人大代表人员构成;对于职业、半职业人大代表实行户籍限制规定;实行新任人大代表培训制度;建立两级交叉监督系统;通过立法规定代表工作透明化、人大简报和人大网页职能化;实行以信息透明为基础的竞争性人大代表选举。’     

对提升我国政府公信力的思考

政府公信力在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要提升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支持度,关键在于政府做事要做到目的正确、决策正确、过程正确、规则正确、舆论正确、干部使用正确。     

试论基层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

基层人大选举制度的改革是推进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对十七大"发展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精神的贯彻落实.目前,我国基层人大选举制度在立法和实践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与宪法赋予的权威地位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层人大选举制度改革的方向和建议.但应当明确,改革应当稳中求进,从基层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与人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相适应,不能操之过急.     

选举委员会常设化研究--以县乡级人大代表选举为视角

选举委员会是处理选举事务的法定监管机构,是选举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选举委员会的临时性设置,破坏了选举事务管理权力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要求,不利于选举委员会职能履行和责任追究,影响选举委员会功能的良好发挥。在各级人大权力框架下,整合相关机构组织资源,恢复建立各级选举委员会并作常设化改制,对于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具有助推意义。     

小选举区制与1946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中规定1946年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方式为小选举区制。这种选举方式是实现孙中山"直接民权"构想中的必要步骤;符合世界选举制度发展趋势;而且经过了严密的立法程序,故而有其合理性。但是,此种选举方式却可能导致一党专政,而对本已是一党政体的国民党来说,结果是更加强化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从而引起其它党派的强烈不满,导致政府合法性危机加深,并且引起了革命战争,最终使国民党政权垮台。     

完善当前人大代表直选制度的几点思考

我国县级以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制度建设。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同时应看到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选举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影响了选举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要解决上述问题，可以考虑在坚持选举法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缩小城乡人大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比例差别，将户籍所在地和按居住地与工作单位登记两种方式结合起来以方便流动人口参加选举，用预选代替酝酿讨论和协商，建立选举过程的竞争和择优机制以切实提高代表素质等。     

论全国人大新闻的国际传播

国际传播是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全国人大新闻的传播与全国人大的诞生相伴而生,它的变化与发展基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全国人大新闻的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进程,构建了逐渐开放、透明、民主的现代中国形象.     

中共"一大"代表特点初探

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分析"一大"代表的基本特点,对于认识我党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刻历史背景,乃至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无疑是具有发人深省的启迪作用的.     

浅论监督与人大监督

文章通过对监督的基本原理及我国人大监督的概念及合理性的分析 ,阐明了我国人大监督的重要性 ,并在分析了我国人大监督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与完善我国人大监督的若干建议与设想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保障、建立有效权力制约机制的保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的保障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保障。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中国人大代表“网络问政”现象透析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人大代表的"网络问政"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他们利用各种电子信息产品与选民沟通、搜集和表达民意,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试图形成信息对称局面,但也带来了对网络过分依赖而忽略实地调研、网上作秀敷衍民意、缺乏规范化的制度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有必要修订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确立网络交流制度;改善代表结构,使之充分利用网络;构建多功能网络信息平台,提高人大代表的工作效率.     

文本视阈下十六大以来党代会主题的形成与落实机制

主题是党代会报告的核心和灵魂,是今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各项工作的旗帜和方向.通过对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的文本解读,党代会主题形成的主要依据是当前突出问题和过去工作的重大成就,整篇报告围绕主题制定了全面部署和落实主题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历次中央全会结合实践进一步深化贯彻落实党代会主题.此外,新一届党代会通过对上一届党代会主题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深入总结,进而建构新的主题.新世纪以来召开的三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凸出、特色鲜明、部署科学、落实到位、方向明确,逐渐形成了党代会主题形成与落实的机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时代维度

正确认识和切实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需要把握正确的时代维度,顺应时代步伐,在“进”的路径选择上有更加全面的时代坐标和参数;审时度势,抓住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特色,依托时代基础,实现时代要求,让人大制度的与时俱进能够沿着正确的推进方向、明确的推进目标、适当的推进步伐前进;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与时俱进能够真正做到“因时而进”、“顺时而为”、“进而有用”、“进而有效”、“进而有度”、“进而有序”。     

国家出资人代表选任的机理分析

国资委委派或推选的董事与监事,实质为履行国资经营监督职责的公务代表,其选任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性,而作为公司的董监事,其选任又具明显的私法性。为实现其公私法上选任机制的融合,应在明确国资委统一代表国家行使选任权的基础上,利用行政立法对其选任标准予以明确,将现行转任及调任统一纳入公开选拔渠道,并通过与公司法上选任机制的有效对接使其得以协调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