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竭商罄:晚明北京的“公私困惫”问题——以《宛署杂记》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宛平知县沈榜撰写的《宛署杂记》,保留了万历前期该县大量的经济数据。通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的梳理,可以看出,当时该县已陷于入不敷出的财政窘境,主要原因是朝廷免除了下等铺户纳银,提高了契税的起征点并降低了税率,而该县承担的经费不但未能相应减免,反而逐渐增加。在赋役改革方面,该县取得明显进展,绝大多数项目都实现了纳银化或以银计算,夏税、秋粮内各项已合并征收,部分徭役摊入地亩。但也应看到,赋役改革远未最终完成,起运的地点和数量仍然极其琐碎分散,力役在徭役结构中仍然点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各地粮草物料的纳银化,北京的商役日益沉重,造成了经济凋敝和民生艰困。     

关于复式记帐法的几个问题——兼与易庭源教授商榷

本文扰《资金运动会计理论》对复式记帐法的有关论述,提出了异议。认为:对复式记帐法的表述,不宜强调资金运动的“始末”和“方向相反”,在借贷记帐法下资金占用帐户与资金来源帐户的具体结构应该相反,而不是相同;资金流入或退出企业的运动,企业会计只能反映终点或起点,而资金循环或资金来源之间变化的运动,则既反映起点又反映终点;借记贷记有三种不同的顺序:①资金占用与资金来源同增或同减的业务,是“同时借贷”。②资金占用之间增减的业务,是“先贷后借”。③资金来源之间增减的业务,是“先借后贷”。此外,还对我国企业中客观存在但迄今尚未明确分类的不同用途资金之间相互转化的经济业务作了初步探讨。     

关于所有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兼与厉以宁教授商榷

所有制问题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及现实问题。厉以宁教授提出了把公众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作为新公有制形式,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为指导,从所有制的内涵、形式、性质的判断标准等方面进行了简要的论述,认为公众持股的股份制企业其所有制性质不全部都是公有制,不同的公众持股股份制企业其所有制的性质并不相同。     

平原事件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兼与路遥、周锡瑞教授商榷

对平原事件伪起因、知县蒋楷的撤职、平原战役以及对该事件的评价等方面,史学界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严重背离历史事实的现象.事实证明,平原事件不是教民压迫平民引起的;蒋楷被撤职,是他违背了巡抚毓贤对义和团的主抚政策而一味主剿的结果;义和团的平原战役不是“大捷”而是“大败”;从义和团的领袖人物、理论纲领、组织纪律和预期结果看,平原事件不是义和团“最后成熟”的标志.     

关于经济杠杆的几个问题——兼与梁仲勋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而完善宏观控制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杠杆来管理国民经济,可以说能否有效地配套使用各种经济杠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有关经济杠杆的理论。经济杠杆的两重性经济杠杆一般都是依托于一定的价值分配范畴而存在;经济杠杆以一定的价值形式呈现出来,表明经济杠杆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因此,经济杠杆要依据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而发挥作用。经济杠杆在实现其功能时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内在于经济活动中,客观上要自发调节经济运行,也就是说它是经济活动的     

关于黄巾起义时间的几个问题——兼与刘九生同志商榷

本文拟就黄巾起义时间方面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考证,并试探张角选择甲子岁三月五日作为起义日期的神秘用意。 一、三月五日“甲子”说及《三国志》记载的舛误     

中国翻译学发展的几个问题——兼与王东风先生商榷

就王东风先生<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一文中的几个观点提出商榷,指出中国译学只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对待西方译学应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相结合;中国翻译学的特色应该予以肯定和保持.     

关于东方历史道路的几个问题——兼与金重先生商榷

东方历史道路思想(笔者简称为“峡谷论”),是马克思晚年对历史理论的重大贡献。尽管它的内容尚欠完备化,并且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俄国的历史进程并未立即按马克思设想的道路发展,然而,它科学地预言了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最终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本史实,极大地补充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因此,挖掘这一理论的深邃思想,对于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更深的层次上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改革的理论基础,无疑有重大的意义。但金重先生《对“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再认     

关于琅邪王氏史实的几个问题——兼与卜宪群先生商榷

<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以琅琊王氏为中心>一文有几处史实错误,对一些史料在理解上,也有失当之处,故其中个别的结论也有待于商榷.但该文对琅琊王氏家族的分化及衰落的基本结论还是精辟和正确的.     

关于唐代牛李党争的几个问题——兼与胡如雷同志商榷

牛李党争是唐代后期政治史上一大聚讼的公案。对牛李两党是非功罪的评价,历来史家各有轩轾。胡如雷同志的《唐代牛李党争研究》(载《历史研究》七九年第六期)在批评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说法的基础上,对牛李争执的焦点、两个朋党的社会基础,党争发生的时间、两党的是非优劣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八二年《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的傅璇琮同志的《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同意胡如雷的基本观点,对牛李党争问题也作了切实的分析,其中有些新说理据充分,足以推翻陈说。胡、傅两同志都高度评价李德裕的历史功绩,他们“曲牛直李”的估计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然而,就     

明清时期顺天府矿产资源开发初论

明清时期,矿藏的勘探和开采技术均有一定进步,大多矿井安装了安全、通风、排水和照明设备。顺天府地区分布着煤、金、银、铅、铁、锡、锰、硫磺等矿产资源。作为生活燃料,煤炭得到政府与民间的大规模开发,其余金属矿产开发规模大小不一。但由于朝廷有劳民伤财、有碍风水、聚众滋事之忧,政府的矿产开发政策影响该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为更好地管理矿产资源,政府在煤炭开采中实行采矿执照制度,金属矿开采中实行呈报制度,并制定了各种关于偷盗、私采矿藏行为和保障矿工权益的律法,规范矿产资源的开发活动。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关于明清章回小说流派划分的思考

流派统系,流派领袖（或代表作家）和流派风格是流派研究的三个主要层面。明清章回小说的流派划分,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起点,已大体形成了自身的学科意识。随着明清章回小说研究的逐渐深入,学术界对鲁迅的成果陆续提出了若干商榷意见,促使我们重新检讨明清章回小说的生存状态。     

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社会控制

明清时期的江南是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经济区,是帝国的财赋重地,州县行政十分繁难.同时又因科举兴盛,官绅密集,工商地主的力量较为强大,是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极容易产生矛盾而问题丛多的地方.州县是王朝统治的基础,州县行政的有效施展是地方发展的前提.江南民间的赋役重困、吏治的诸多腐败、社会的繁多矛盾、王朝的秩序危机等等问题,都需要从基层的州县行政开始清理.那种紧张的官民关系、官府在赋役等方面给贫苦民众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其间勉强维持的平衡状态,都是州县官府面临的现实问题.江南地域社会中应该存在的“县社会”颇受乡宦巨室的影响,都需要州县官员细心把握地方绅士们的动向,避免其间可能对官方施政造成的威胁和危害,并充分利用其影响力,促进官府对于城乡社会的全面控制,尽力引导地域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明清人眼中的陈眉公

陈眉公是晚明时代最负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明清以来,对于他及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变化.以乾隆朝为界,在明清人眼里有两个面目截然不同的陈眉公.一个是"志尚高雅,博学多通"的陈眉公,一个是学识浅陋,人品虚假的陈眉公.眉公的冷热与升沉,反映出时代文学与文化风尚的变化.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商人的崛起和发展

明清时期,歙县江村江氏商人是徼商的典型代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江村商人崛起于商界.虽然明末战乱使江村商人遭受重创,但是清初的一系列政策使江村商人获得了重整旗鼓的机会,迅速发展,并于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了解江村商人的发展及其衰落的历程,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明清时期的徽商乃至明清徽州社会.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发展及其原因

明清时期在全国蚕桑业普遍衰落的情况下 ,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却得到了长足发展 ,种桑养蚕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和经济来源。这一时期蚕桑业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1 8世纪前蚕桑业仅局限于太湖以南和苏州府的部分地区 ,1 8世纪后 ,扩大到太湖以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巨大的经济利益、国际国内不断增长的需求及便利的地理位置是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蚕桑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原因     

明清时期的怒族社会

明清时期为怒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却因资料匮乏而使研究的深入难度增加。在挖掘、耙梳史料的基础上,对此期间怒族的族名与分布、经济生活及民族关系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探讨。     

明清时期广东的自然环境保护

明清广东经济的大开发已向人们敲响警钟，人类不能只向大自然索取，更要保护大自然，否则必定会遭受大自然的报复。当时虽然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倡导环境保护，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缺乏总体的长远规划，更缺乏行之有效的政令法规，广东的自然环境依然恶化。该文试图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索人类发展与自然和谐的规律。     

传播与接受——岳飞形象在明清通俗小说中的嬗变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和<说岳全传>,是明清时代的两部重要通俗小说.前者属于史传小说,质朴而忠于史实,作者以双行夹批的方式刊刻传播;后者属于比较成熟的章回小说,作者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塑造了精忠报国的杰出军事家岳飞的形象,同时又交织着某些宗教观念,使岳飞形象复杂化.两书各有千秋,传播方式独特,传播范围广泛,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