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广善寺碑》藏汉文释读

凉州广善寺,俗称大佛寺,据清康熙刻本《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卷一《武威县志》“寺观门”内载大佛寺条:“城东南一百里,有石佛像,高九丈,贯楼九层,又名广善寺”。此即大佛寺所在地,在今甘肃省武威县南乡百里处天梯山下的黄羊川地方。又据《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卷一“山川门”天梯山条:“县正南八十里上古城南”。黄羊川条:“县东南七十里,地多水草宜畜牧。该地原有一座古刹,内有一尊石佛,高达九丈,故名大佛寺”。原寺何时所建,已不可考,盖明初殿字已颓圮,破败不堪。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御马监太监刘永诚奉命镇守甘肃,有见于此,发心修福,乃鸠工集材,修建而成。庙成,赐名广善,立碑勒石以纪其事。碑文汉藏两体,保存至今,基本完好,同时署名碑上者有任礼、马昂、萧敬诸人,均一时显要,对照阅读,可征于《明史》、《明实录》诸书。凉州古郡,自唐宋以还,诗人墨客,吟咏其间,最脍炙人口者为唐代岑参的《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     

宋代在今广西西部设置羁糜州、县、洞考

（5）横山寨横山寨治今田东县西祥周。《太平寰宇记》卷166载四川在邕州“西北水路五百五十里”，《永乐大典》卷8506宁字引《重修建武志》载邕州西北至横山寨“七程”，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借记》载自邕州北部边界经功饶州、婪凤州至横山寨“四百里”（《粤西文载》卷36），《元一统志》说横山寨“东南至本路总管府五百二十里”。关于宋横山寨距邕州的里程，诸书所载相差无几，唯《舆地纪胜》卷106说“十程”，疑系笔误。宋邕州右江道属羁縻州，《太平寰宇记》卷166除思刚州（治今来宾县西迁江，后改迁江县）外有15州；《元丰九域志》卷10…     

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

(上)六胡州建制沿革及地望 一、六胡州设置的背景和时间 六胡州是初唐时为安置迁入黄河河套南的突厥降户而专门设置的。据《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一》宥州宁朔郡条记:“宥州宁朔郡,上。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长安四年并为匡、长二州。神龙三年置兰池都督府,分六州为县。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州。十年平     

论清代四川省志中的西藏书写

四川因与西藏接壤,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其相较于内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也更早、更全面。清代四川3部省志,康熙《四川总志》设“西番”目,雍正《四川通志》设“西域志”一卷,嘉庆《四川通志》设“西域志”六卷,专目专卷记载川西高原地区和相邻的西藏地区,逐渐形成了清代四川省志书写西藏和行省修藩志的特色。此与川相邻的地缘格局,清朝不断调整完善的治藏政策,四川省在边疆经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清代从上至下对修志的重视密不可分。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经历从西番之地、四川之西域到国家一统下的西藏书写视角的发展,展现出有清以降内地人们从对“氐羌地外”之“吐蕃区域”模糊认识,到以宁静山为行政区划的初步认识,再到大一统疆域观下西藏的成熟认识,反映了清代大一统疆域观中内地时人对西藏认识变化的过程。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的资料,也从延续明代的地方性文献,逐渐发展为基于中央政府贮存的史志修纂,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展现出四川省官署从“经世致用”的地方志修纂思路转变为对标中央政府权威史志编纂思路上,对之后西藏地方志修纂产生了影响,昭示了“一统无外之盛”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是清代...     

小月氏和尉迟氏(下)

三后汉时分布在凉州(武威)、令居(永登)、湟中一带直至柴达木盆地西北端,而在三国时代又从凉州扩展到柴达木盆地、帕米尔高原一带的小月氏,其后如何了呢?阚驷的《十三州志》载:“西平(今之西宁)、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水经注》卷三[河水]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条,《国学基本丛书》本三二页)。但是,这并不表示阚驷时(四世纪)小月氏依然以这一名称出现。《十三州志》云:     

湟中郡县

汉武帝时开湟中地后,在武、昭、宣三朝陆续设县置郡。据《汉书·地理志》载: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置金城郡。至神爵时,有县十三,即:允吾、浩门、令居、枝阳、金诚、榆中、桴罕、白石、河关、破羌、安夷、允街、临羌。汉志对上述诸县,只注明破羌、允街于宣帝神爵二年置。据《水经注》:武帝元鼎二年(前115)置令居,神爵二年(前60)置河关和破羌县,关于临羌,只云“元封元年以封孙都为侯国”,未言置县时间。又查     

侗家建房的“八”和“六”

“八”和“六”,只是个数字。然而,在侗族人民心中,这个数字却作为吉祥如意、兴旺发达的象征,它预祝人们美好愿望的实现。侗族人民除婚丧嫁娶算是盛大庆典外,生活中最喜庆的大事就数建造新房、装修屋字、添置家具了。新房动工之前,工匠根据主人的大致设想和材料的多寡,进行推算,画出兰图,要求即将落成的房屋在高度、进深、开间、住室、客房、门槽以及顶部的前引阁、后挂阁这八项建筑上,都要体现出八个“八”。如高,一丈七八或二丈零八、二丈一八;进深,二丈八八或三丈一八;后     

释“辽内四部族”

《辽史·营卫志》“部族”条记述辽国各部族情况之前,专设一项“辽内四部族”,其下仅列四部族之名: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国舅别部。这四部族不入于“太祖十八部”及“圣宗三十四部”①之列,显系与诸部族有别。那么,其区别何在?为何又冠以“辽内”之称?揭开其谜底,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作为一个游牧集团而四时迁徙的辽朝皇帝行宫部落的构成,从而也可使我们对《辽史·百官志》记载的内容产生若干新的认识。     

侗族约法性款词刍议

<正> 古代侗族社会是一种“款组织”社会,人们的行为为一整套款词所规范。这套款词以各种约法性的规定为核心内容,对侗族的家庭、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产生着约束力。我们把款词里的约法性的规定称为约法性款词。侗族约法性款词主要有“六面阴六面阳”、“九章九条”、“六章六条”、“四层四步”、“三层三步”、“十二条款”和各种起款誓词等款项。它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从政治到民事,从集体到款民个人,从生产到生活,等等。本文试图就侗族约法性款词的约法性及其给当代侗族人的意识观念带来的影响,作一些粗略的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瑶族曲艺“谈笑”及其社会功能

<正> 瑶族曲艺“谈笑”,瑶语叫“甘结”(gān jié),是湘南阳明山脉瑶族聚居区中唯一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经《中国曲艺志》编纂委员会认定,被列为《湖南曲艺志》中的曲种之一,流行于常宁、祁阳、新田、宁远、桂阳等县靠近阳明山脉的各个乡,具有较强的民族性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受当地瑶民喜爱。一、“谈笑”概况“谈笑”始于何时,很难考证,清代同治九年(1870年)《常宁县志》中载有“届期男     

印章情缘

一枚朴素无华的印章，静静地躺在云南民族博物馆“社会形态·革命·发展”专题陈列大厅的玻璃展柜里。这枚印章系木质，长８．２厘米、宽５．８厘米、高２．９米，刊刻汉字篆书，印文阳文，其上雕刻有“华永宁边区夷务指挥”九字。 这枚印章没有滇王蛇钮金印的高贵品质和高超造诣，也没有封建帝王玉玺的亮丽雅致，甚至连一道极细的金边也没有来粉饰一下她的面容。就这样，她单薄无依地陈列在其它展品之中。可又有谁知道那些在战争年代留下的故事呢？ 那是解放战争时期，远在川滇交界处华永宁（注：华坪县、永胜县、宁蒗三县设治局）三角地带…     

关于九句因和因三相的逻辑问题探讨

(一) 九句因 “九句因”是陈那逻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完全可靠的科学基础上提出的一套独创性的分析方法。九句因说的基本思想依据因与同品、异品的关系,归纳出因的所有情况,作为分析基础。然后对每一种因进行具体分析,从中筛选出正确的因,揭示出因明推理的本质;通过九句因的分析找出哪些是错误的因,揭示出错误因的根源。九句因的理论是科学的,方法是严密的,为因明推理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九句因”是陈那的《正理门论》、《集量论》、《集量论释》(陈那的自注)、     

隋炀帝所经过之星岭位置考辨─—兼述北川古道交通

《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五年，夏四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乙亥，上大猎于投廷山，长围周亘二千里（按：“千”为“十”之误），庚辰入长宁谷，壬午度星岭，甲申宴群臣于金山之上，景戍（接：应为两戍），梁浩门……”。《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五载：“大业五年，夏四月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将出击吐谷浑。五月已亥，上大猎于拔廷山。长周亘二十里，庚辰入长宁各，度星岭，丙戍圣浩门川……”。两书记载略同，前者记有“宴群臣于金山之上”，多了“金山”一地。关于隋杨帝此次行军路线…     

明代必里卫新考

一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徐健竹的文章《明朝必里卫在什么地方》。该文根据《明实录》的材料,订正了《明史·兵志》及《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皇舆考》、《名山藏》、《明通纪》、《满族源流考》、《明元清系通纪》诸书将必里卫系于辽东奴儿干都司的严重失误,断定明代必里卫在西北,隶于陕西都司。作者虽然没有考察必里卫的确切方位,但在辨析《明实录》的有关记载时,推测必里卫“与河州卫邻近”。接着,在同年六月二十日《光明日报》的“读者来信”栏中,刊出柳义南的一封短信,从明人王世贞的《弇洲史料》中,抄出“必里族”的一段材料,以补徐说。时隔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张鸿翔先生的《明代必里卫考》(以下简称《考》)的长篇考证,进一步探讨了明代必里卫的隶属、方位诸问题,提出“河州地区无必里卫”,“必里卫在朵甘都司”,其地望即今“青海星宿海之西南”。该文搜采宏富,征引资料几六十种,对必里卫及明代藏族地区的行政建置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     

论侗族与乌浒僚的渊源关系

<正> 一、乌浒僚的北迁及其定居于湘、黔、桂毗邻地区乌浒人的原居地在岭南的郁林郡一带。《后汉书·南蛮传》记载:“东汉建宁三年(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置冠带,开置七县”。其活动中心在郁平县(今广西贵县至玉林县)。《旧唐书、地理志》卷41     

一次意味深远的文化皈依

张承志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位重要的回族作家。他的一些作品曾赢得文学界的一致好评 ,一些作品引起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马丽蓉博士的新著《踩在几片文化上 :张承志新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2 0 0 1年 1 2月 ) ,以全新的视觉 ,原创性的理论分析 ,概括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为张承志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从而消除了有关张承志思想和作品的误读误解 ,也消除了新时期文学评论中的一个盲点 ,使张承志其人其文在新的学术视野获得了重新定位与评价。全书首为导论 :一次意味深远的文化皈依 ,末为结语 :迎遇“大师”的挑战。正文分上中下 3篇。上篇人格论 ,共 4章 ,一、精神浪子的追寻苦旅———张承志“寻父情结”探 ;二、母性 :温暖和力量的生命启示———张承志笔下女性形象剖析 ;三、生命的特有诠释———“在路上”的张承志 ;四、关于“清洁”的四种话语系统———张承志“清洁精神”之透视。中篇文体论 ,共 3章 ,五、意象 ,为我们掀起文本的面纱———张承志和他的小说创作 ;六、一段无法绕行的“过渡带”———张承志和他的散文创作 ;七、一次尽情尽意的艺术驰骋———张承志和他的长诗创作。下篇作品论 ,共 5章 ,八、终于拥有了一块心灵草地———张承志与他的“草原小说” ;九、文学操作背后的文化皈依——     

“神川”考

公元七世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开始向唐的西南域扩张。永隆元年(公元(?)80年)吐蕃军攻破西川安戎城后,唐“断吐蕃通蛮之路”的战略破灭,于是西洱河诸蛮也相继被吐蕃所征服(见《新唐书·南蛮传》和《旧唐书·吐蕃传》)。为了加强和扩大在西洱河地区的势力,吐蕃不惜花大力气在今滇西北中旬县五境乡与维西县塔城乡之间的金沙江上架起了一座雄伟的铁索桥,史称“吐蕃铁桥力,并在铁桥以西设置吐蕃铁桥节度府。于是唐樊绰的《蛮书》里便有了“神川都督”一词。人们把“神川”与“铁桥”联系起来称“神川铁桥”。于是后人推断:“神川铁桥”架于金沙江上,因而“神川”便是“金沙江”。如《读史方舆纪要》曰:“金沙江源出丽江军民府西北旄牛微     

番禺原称“须陵”

《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郁水”即今西江及其上游浔江、黔江和红水河;“须陵”即汉代的番禹(在今广州市)。 1914年,法国人马司帛洛(又译作马伯乐)在《象郡考》中为了论证秦汉象郡在今中国的桂西及湘西南和黔、滇东南交会地区,曾引证了这条材料。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马司帛洛还征引了同书的另一条材料:“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东注江,入下隽西,合洞庭中。”     

莫家街名称的由来和莫家的故事

西宁古城历史悠久,古迹很多,充满着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如能善于品味,处处都能熏陶到民族精神和美德的德育教益,莫家街就属于其中之一。西宁市城中区奠家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巷,北接东大街,南与宏觉寺街相连。近几年这里发展成为市场,十分繁华。它为什么名叫“莫家街”呢？这里还有一段不平凡的历史故事。据《西宁市志》第三卷《地名志》第三篇第二章“西宁解放后路街巷概况”说：“据传,明嘉靖年间,莫怀古有温凉盏一只,被权臣太师严嵩之子严世蕃得知,依仗父势,弄权霸夺,莫不予,被贬至西宁。莫家来西宁后,在此处建宅,故称…     

西域祆教文明

祆教,即古代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公元前六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得(Zoroa-ster)创建.因该教拜火,以火光代表至善之神崇拜,故名“拜火教”,同时,该教还拜日月星辰,故又名“祆教”.公元三世纪,波斯萨珊朝时,定火祆为国教,一时在中亚地区盛行.公元七世纪,大食(即阿拉伯)统治波斯后,伊斯兰教取胜,迫使祆教徒大批东移.一、祆教的传入与兴盛祆教传入中原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公元六世纪,即波斯邻近的滑国于公元516年通梁之时.但是,祆教传入西域应早于这个时间.据《魏书》卷101记载;“高昌国俗事天神”.《北史》卷97与此载同.《魏书》卷102记载:“焉耆国俗事天神”.《周书》卷50与此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