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西：近代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

中国文化步入近代之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体""用"之争、"改制"之争、"民主共和"之争和如何在吸纳新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论,在争论和辩驳中促进了新文化的建构,所以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基础和轴心.由中西问题,引出了古今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采用何种方式使旧文化具有新价值.围绕此问题,从寻找旧文化的病根和挖掘传统的新价值两方面,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古今沟通,促使传统再造与重构.因此,古今问题是近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又一轴心.     

论瑜伽"三身"与中医"形气神"之异同

纵观古今,人们对生命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其中,同时代表着东方智慧的中国和印度在生命哲学这一课题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文章将古老印度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瑜伽传统"三身"概念与根植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发展起来的中医传统中的"形气神"概念的异同进行对比,并分析其原因.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接的若干问题

仁与义就是文化,这是人类所独有的,不论是中国文化或是西洋文化,不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都有其共同性,也就是说相互间有其联接点,但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或者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都各有其特殊性,因而又有其摩擦与矛盾.当今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主义国家中,就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接,融合在一起.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的义理,与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各种工具理性,并无根本冲突.那么如何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就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命题,本文的任务就是企图对此做一个探索.     

“历史研究法”与1920年代的梁启超

学术与政治两种行当分途,传统的士大夫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关涉中国现代文化进程的历史性变革.梁启超的两部史学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新史学"进入学院的成果.梁启超的历史"著述"观念,表面上规定了现代史学的走向;实际上,著述、书写这种文章之业,还存留着中国士人千百年来铸"经国之大业",传"不朽之盛事"的价值期待.     

四大奇书是“集体创作”吗?--与徐朔方、徐永斌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小说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史.明代四大奇书又大致上都经历过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传播、演化、不断被加工、改造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将这类小说的创作途径概括为"世代累积",无疑是合理与正确的.但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则已在无形中贬抑了最终写定者的集大成之功;而若进一步将其排除在"文人创作"的行列之外,就更滑向极端之推断.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并不符合四大奇书之创作实际的.     

"轴心期"理念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

1995年,有感于中国文论的严重西化倾向,学术界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张,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这是一个折射着百余年"古今中西之争"的学术论题,人们有理由期待着取得较大的学术实绩.但遗憾的是,持续了三年多的争鸣很快降温,具有实质性理论突破的学术成果似乎并不多见.     

《老子》的前世今生:兼谈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李中华教授访谈录

《老子》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奇书,它以区区的5千多字开创了一个学派,成就了一个教派,乃至影响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思想。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化的系统中我们依旧不能否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哲学特质的一部著作。近年来,随着关于《老子》的考古发现的不断涌现,对于《老子》的研究与解读也一再有所突破;而"国学热"的产生,又使得《老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了。那么,对于今天的学者应该如何来看待并研究《老子》,以及通过《老子》这部著作的影响,又能从中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怎样的魅力呢?为此,我刊采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中华教授,请他来谈一谈关于《老子》的前世今生。     

中国古代"诗法"的承传

古代"诗法"的承传,在单部诗法著作上,有近于"诗格"之体的承传和近于"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承传;在诗法汇编著作上,有分门类编之体和丛编之体的承传.古代"诗法"体制的承传,从内在影响着它作为格法类著作的基本特征.     

“和谐”: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余敦康教授访谈录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以及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呼声高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化了。特别是"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这个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的概念,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从思想源头上来说,"和谐"一词源于先秦时期,而其内蕴的意义则可以追溯到上古的思想中。与此同时,"和谐"又是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和谐"具有着一种纵贯古今的价值。那么如何理解"和谐"的起源与内涵,乃至如何真正进行"和谐"的实践,都成为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和谐"作为一种价值,同样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那么,我们如何定位这一价值,并真正发挥其作用呢?对此,我刊访谈了我国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余敦康教授,为我们从多个层面来解读"和谐"这一价值。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元认知意识与中西文字的文化传承

中西文字各有不同的文化传承特点,在文化传递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西方的拼音文字,由于字随声转,文字的变化迅速,造成了由文字为中介的文化传递的古今巨大落差,构成人们以今释古的历史文化特点.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不随语音的变化而迅速变化,呈文化传统延伸的古今同一化趋势,使得人们逐渐形成一种以古释今的文化形态,构成古今共时的文化特点.     

《论语》与中国传统科技文化

《论语》是中华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对其解读和研究多数是从政治、道德和教育等角度展开。其实,《论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元素。从自然主义的科技观、"志于道"的求是精神、"博学务本"的科研方法和"以德摄知"的知识观等几个方面切入问题,综合历史视角能分析出《论语》有资格作为先秦时期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著作,其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亦曾发挥着积极作用。     

对话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

对话是揭示和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通过中西、古今两个维度来实行这种对话,应该成为我们探究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汇交点,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和价值或许在这种持续而深入的跨越文化时空的对话中不断地得到彰显和关注。在对话的过程中,超越中西、古今文化二元对立的认识与评价模式,尊重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空的文论话语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强调平等性、包容性,对于对话之有效性至关重要。理想之对话,应该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和多种张力的思想过程,而此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并且呈现为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尤为重要。     

行善去恶论:《太上感应篇》的传统道德智慧

《太上感应篇》被誉为"古今第一善书",旨在以因果感应之理与事,劝人为善去恶。一方面要"众善奉行",另一方面要"诸恶莫作"。主体部分提出了行善去恶的实质主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回答了人们应该如何正确行动或者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而在总论和结论部分提出了"善恶报应"的道德制裁理论,回答了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研究《太上感应篇》的行善去恶论所包含的传统道德智慧,对我们加强当代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就是我们要用理性自觉、价值信仰和好的制度安排与道德法律化去促进人们行善去恶,这是促进中国社会道德进步的动力与保障机制。     

中国古代冠礼及其文化元素

“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自周朝伊始,一直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对人们的道德与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的众多礼仪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冠礼以其繁杂的仪式为载体,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强化道德,成为当时社会成人时重要的活动.冠礼所蕴涵的道德精神,对当下中国文化的研究及道德建设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层制与中国古代文化初探

中国古代科层制所代表的官僚政治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的地位是因这种文化的需要所造成,宗教文化亦受其压制而成为亚文化.官僚政治影响,甚至控制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支配着古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因此,官僚政治文化才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真正的主文化.     

论创新

创新,是前无先例、今无他例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的辩证统一.创新,是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趋势下,对于前人和今人已经经历过的或者尚未经历过的一些过程的跳跃.创新,是从本来的"有"中见到"无",是从本来没有的"无"中,通过发明,生出"有"来;或者,是从本来的"有"中,通过创造,使之"优"化.创新,具有合乎着"真",具备着"善",拥有着"美"的品格.     

文化发展中的历史取向与价值取向

从"五四"运动看当前的文化讨论,无论是从价值取向方面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还是在历史取向中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都会找到中国近代思想的终点和现代思想的起点.所以现在仍然需要"五四"运动的时代风范及其韧的追求精神.我期待着这方面的研精覃思之作,而自已只不过想在这短短的笔谈中提出如下看法:文化发展中的价值取向离不开历史取向.     

当代文化认同的思维误区

当代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三大思雏误区:一是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二是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相对立,三是将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相对立.文章指出,文化与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当代人绝不可能以古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复兴传统文化缺乏现实基础,更不可能以此重建文化认同;理性地权衡历史与现实,只能立足于新文化传统,创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类"共性"的新文化,才能建构起真正的文化认同;在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应该理性地、批判地对待现代性与全球化.     

文化身份:对我们的文化处境与问题的省思--从近期发生的几个文化事件谈起

本文认为,近期集中出现的几个文化事件,表征着当下处在文化身份缺失中的人们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体现为:或者以一种近乎实践性的宗教情怀在“做事情”中为时下的文化存在状态找到一种理由;或者在对原有的价值评价体系或怀疑、或确认的前提下,在理论理性的追问中重新确立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应然”的文化身份的标准,从而开出一条确立中国文化身份之路。从中国人文精神中的“实用理性”所承担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寻找和确定中国文化身份之路不是唯一的,不是宿命性的只能如此的必然之路,这个路应该或可能是多元的,在历史的存在中即成为中国文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