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礼以养情”的性情观

荀子性情思想的基本特征为即情显性、性情一体,即“性”通过“情欲”和“情感”发显出来.荀子从“情欲”的自然必然性出发阐释了对待“情欲”的两种态度:“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并认为“情欲”的多寡不关乎道德,而如何求得“情欲”的满足才是道德之根本.荀子进而提出“礼以养情”,以“礼”对自然情欲进行规约,又使“向善之情”成为践行“礼”的精神动力,由此成就了“礼”的情理精神.     

“情”与“理”的内在张力——从《论语》看孔子的“情”“理”观

孔子既不是一位纯粹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情感至上者.在《论语》中,“理性”与“情感”始终通过一种张力关系,来达到两者的平衡.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孔子一方面彰显“礼”、“义”的重要性,强调“正名”,反对僭越;另一方面,为挽回“礼”的形式化趋向,重塑“礼”的自然基础,他又强调人的自然与道德情感.“情”与“理”的张力关系不仅奠定了儒学日后发展的主要基调,而且也开启了日后儒学孟荀不同的发展路向.     

李觏的“礼顺人情”论——兼与胡瑗反人情论的比较

李觏与胡瑗是北宋同时期的儒学代表人物，但二人就“礼与情”即礼义与利欲问题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具体表现在情之善恶、礼与情之关系以及礼义与利欲之关系等方面，他们对后世儒学的影响也有极大不同。究其实质，仍然是主内与主外之争。     

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仁”与“礼”不等于孔子思想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二千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为此耗尽心血。而关于孔子思想中仁、礼的关系问题,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莫衷一是。特别是近百年来,许多人把属于辩证法范畴的“形式”与“内容”应用到“仁”与“礼”的分析上。具体说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其一,有人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而“礼”是“仁”的“形式”,亦即“仁”之为里,“礼”之为表。执此意见的始作俑者已无从可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礼本乎仁,是仁的表现,仁的象征。”(一九三二年稽文甫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仁是内     

先秦儒家情礼关系探论

先秦儒家对于情礼的看法是辩正的 ,礼出于情而又制约情。对儒家关于“情”的论说不能片面理解。“情”不具有独立的“本体”地位 ,而是受到礼的制约。这说明儒家关注的并不是人的主体性、自主性地位 ,而是用礼来制约人 ,使人在无意识中自然地服从礼的规范     

“礼”“法”之间:荀子的“礼”性思考

荀子之“礼”已突破了孔孟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实质上成了“法”的另一种指称。他在对“礼”的起源作了极富历史理性的探讨之后,认为“礼”就是一种社会法度、规范、秩序,是一种社会个体必须普遍遵守的、具有强制命令性的行为规则。“礼”“法”之间可自由穿行。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试论声乐演唱中的“情”与“技”

声乐演唱作为艺术种类之一,在人类向往美、追求美、创造美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声乐演唱中“情”与“技”的两种不同概念,阐述了“技”为“情”而存在,“情”因“技”而升华,“技”是手段,“情”是目的,“声情并茂”才能达到“情”与“技”的完美统一。     

“思无邪”与“诗”之“体”“用”——再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春秋时代“诗”之兴盛与“礼坏乐崩”相伴相随。孔子对“诗”进行了哲学变革,“思无邪”与“仁”相互发明,是对道德生命的安顿,此为“诗”之“体”。“雅言”“礼后”“乐正”是孔子诗学的思想展开,此为“诗”之“用”。其中,“修辞立其诚”为“雅言”之确解;“礼后”指向“人而不仁如礼何”;“乐正”即“尽善尽美”、“乐”中涵“仁”。孔子诗学之“体”“用”,是从诗学理路对“仁”的体证与推阐,此即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情之礼化：农民闲暇生活的文化逻辑与心态秩序

闲暇不仅是一种时间状态,而且是一种生活心态。文章从农民的闲暇体验出发,立足乡村社会基础,考察闲暇秩序的生成机制。农民的闲暇体验兼有情感和伦理属性,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文化实践,闲暇体验镶嵌于“时间消费—社会交往—仪式互动”的闲暇生活结构之中,并依托家庭动力和村庄脉络实现“情之礼化”,构造了富有公共性的闲暇秩序与平和的心态秩序。伴随着农村熟人社会变迁,闲暇体验日益碎片化和空洞化,农民的情感体验逐渐退回到主体精神世界,“情之礼化”机制的断裂导致村庄心态秩序失衡。通过面向闲暇体验的文化治理实现家庭伦理与村庄情理的均衡,是重建农民日常生活秩序的根本之道。     

“礼”：荀子教育哲学的理论核心

“礼”是荀子教育哲学的理论核心：首先,学“礼”。“诵经读礼”“学止乎礼”组成了以“礼”为纲纪,且囊括“儒家六经”等重要资源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内容。其次,思“礼”。“虚壹而静”“以类度类”形成了以“礼”为对象,且提倡“内外结合”等重要手段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方法。最后,行“礼”。“行义以礼”“比中而行”构成了以“礼”为标准,且强调“知行统一”等重要实践为荀子教育哲学之学习的过程。     

“诗言志”复议

:“诗言志”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诗言志”中的“志”一直被理论界认定同时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双重因素 ,但这种解说并不符合提出者的原意。得出的结论是 :从春秋及以前时期的志不含情 ,到战国末秦汉时期的以志为主 ,志情并举 ,再到魏晋时代的以情为主 ,情志并举 ,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基本特征认识过程中逐步深入的三个阶段     

“三言”与冯梦龙的“情教”观

"三言"与冯梦龙的"情教"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冯梦龙把情看作天地万物的本原,并力图以情为基础对封建礼教进行重新阐释。他以情为出发点,又以礼为归宿。这种思想在"三言"中那些表现男女婚姻爱情的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思想同时也给"三言"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     

论王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何以可能

《论语》中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重了悟的和合思想,有子与其师都没有论证礼与和是如何相契合的。王船山对有子"礼之用,和为贵"的礼之和合价值进行了正学与开新。礼与和的契合表现为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凸显了礼与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契合;以礼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凸显了礼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契合;将自然看成与人类社会平等的生命主体,礼待自然则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彰显了礼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契合。船山之"礼"与"和"相契合的四个基本维度,是对孔子"礼之用和为贵"的返本与开新。     

方献夫与“大礼议”之争

在明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廷臣势成水火.方献夫不顾位卑职微,两次上疏,提倡“圣人制礼本缘人情”,力倡世宗应“继统不继嗣”.其后,方献夫与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因议礼骤贵,共同编纂《明伦大典》,定议礼诸臣之罪,全面奠定世宗一方在“大礼议”中的胜利.方献夫在“大礼议”中所起的作用虽不及张璁、桂萼,然其发挥的影响亦不容忽视.     

字有道“礼”,言之有“物”

“礼”和“物”的本源,人人都喜欢收到礼物,但你知道“礼物”这个词的来源吗?其实,在《汉语大词典》里,“礼物”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典礼文物”的意思,这是“礼物”一词最早的用法。要想弄明白“典礼文物”是什么,需要从“礼”和“物”这两个汉字的本源入手。汉字“礼”的左边是“示”字旁,它原本是“一个祭台”。“示”在汉字里可以表示“神灵、祭祀”等意思。瞧,“神”“祭”“祀”里面是不是都有“示”?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其实“礼”字最早跟祭祀相关。     

“礼性”与“理性” “礼单”与“菜单”——社会群视角下的文化对比

本文以“礼性”与“理性”,“礼单”与“菜单”概括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从“数学群”和“社会群”的角度揭示了文化的成长性以及文化与经济发展和腐败、邪教、模仿造假、社会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等社会现象的内在关系。     

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刊载了拙文《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郭世佑先生撰文《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与郑文“商榷”。拜读之下,颇受教益。但对郭文提出的“疑惑和混乱”有必要作出答复。愚以为,郭文对郑文所说的“情”和“理”没有正确理解,是他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本所在。郭文说:在郑先生看来,所谓“情”是客观的,“理”却不全是客观的(如“理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