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死刑裁量反思——贾敬龙案量刑妥当性多维分析

贾敬龙案涉及尖锐复杂的民间矛盾,属于由矛盾激化所引发的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民间矛盾激化所致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往往情有可悯,对之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应当审慎、全面地考察。虽然该案判决符合三段论的形式逻辑,但通过图尔敏论证模型进行实质分析后,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该案司法裁判的论证重心在于其可杀之处,而对可不杀之情节考察不足,显然论证并不全面。而司法机关对此案的裁判与以往实践中所采取的死刑司法控制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所持立场不一致,缺乏融贯性。同时,对贾敬龙案做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也缺乏刑罚沟通主义精神。     

媒体介入司法之“危险”与“忠诚”争议的背后——重拾张金柱案

媒体与司法是一个近年来常常谈起的话题,而十余年来围绕“张金柱案”的争论也时续时断。对该案后续争论的反思与检省表明,舆论监督既不是一种“危险”,也不是一种“忠诚”,而是一种权利,即便它会出现“危险”,也并非它本身所致,更多地源于一种体制性、制度性的变异。因此,深化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改革,才是建立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关系的根本出路。     

无罪推定的规则及其正当性论述——以新闻舆论报道的规范化为视角

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黄金规则,所包含的具体规则内容十分丰富,从贝卡利亚的经典表述,到各国的具体规定,无不体现出任何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被认为是无罪这一观点.无罪推定规则的正当性有多方面的体现,文章仅从新闻舆论报道的规范化这个视角入手,阐述舆论审判的不当性及其与无罪推定规则的格格不入之处,并且对是否允许真论审判作为例外情形存在而提出疑问.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道德困境与出路——以药家鑫案为例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也在不断增加。这其中网民相较于现实社会形成了新的伦理关系。同时,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情绪和要求也反映出当代中国新的道德需求。本文以药家鑫案件为例,来分析网络群体的特征以及这一事件反映的当代中国公民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新追求,并为当今道德困境提供解决出路。     

对赌协议与禁止性法律规范——兼评海富投资案

在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领域,对赌协议是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股权投资避险手段。实践中,现行国内法体系并没有直接对对赌协议进行规制,而理论上一直对对赌协议的法律地位争议不断。从国内首例对赌协议案的一审、二审到再审来看,不同法院在对案件中所涉及的对赌条款效力上存在不同的认识。从禁止性规范的角度探讨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是对其进行法律定位和效力认定的关键所在。     

"舆论审判"还是"媒体审判"?——理念辨析与解决之道

目前,学界将“舆论审判”与“媒体审判”分别加以讨论并无必要,从舆论学和法理学的视角看,二者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媒体审判”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理念的冲突: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这两种价值都有保护的必要,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手段对表达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平衡,从而建构司法和传媒间的和谐关系。     

国家责任的规则创设与制度演进——从洛克比案看国家责任机制的完善

通过研究洛克比案这一事件的责任归属和法律逻辑,分析其中暴露的国家责任机制的问题以及针对这些问题联合国安理会所扮演的角色。文章认为：国家责任机制自身的缺陷使其在个案中产生法律适用的空白,不足以为既有国际关系中的各方力量提供有效的游戏规则,造就了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代表的强势力量在现行国际法体系的边缘,架构必要的新规则,协调利益均衡,使整个体系得到发展完善。     

互联网搭售行为的反垄断规制——“3Q案”与“微软案”的比较

同样是互联网搭售行为,"微软案"和"3Q案"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司法判决。导致两者判决差异的原因,一是宏观层面的政策、法律和规则因素,二是微观层面的产品、行为、网络外部性和效果差异。两者的差异表明:合理原则是互联网搭售行为的反垄断认定的首要原则,要充分考虑双边市场中互联网平台企业独特的定价模式和运营模式及其可能对竞争产生的多重效果。互联网搭售行为违法性的五大要件是:市场支配地位,搭售品与被搭售品是否独立的产品或服务,存在搭售或捆绑的行为,搭售行为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缺少合理性抗辩。     

自媒体时代背景下舆论与司法审判关系研究——以心理学角度切入

互联网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给21世纪初人类文明带来了显著的变化,自媒体孕育而生,新事物的出现势必会涌现出许多问题和带来许多矛盾。本文的研究背景正是建立在此阶段,在自媒体时代背景下,舆论与司法审判关系正呈现出愈发复杂的局面。文章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研究背景。第二部分通过对调查所获数据、相关文献资料和媒体报道进行分析,试图揭开舆论与司法审判关系现状的面纱,最后得出结论舆论对司法审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三部分按照舆论的酝酿和发展阶段,重点通过心理学角度解读自媒体传播方式下舆论对司法审判影响的形成过程。文章第四部分作结语。     

霍集斯案与清朝统治回部初期的伯克政治

清朝统治回部初期,在各城回众之中,仍残留着视阿奇木伯克为“主”乃至自守一方的旧有观念,霍集斯拒纳朝廷贡赋及额敏和卓父子、鄂对等军功伯克争夺阿奇木之位即由此产生。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廷运用灵活的政治手段,先是将霍集斯等回部望族迁往京城,后又对回部政治传统中阿奇木与属众的“主—仆”名分予以限制,提出“中外一家,惟知共主”,“皇帝之外,再无诺颜”的统治观念,废除伯克世袭,进而根除了地方割据势力,抑制了分离倾向,使中央军政力量得以深入回部各地。     

舆论挟持司法的效应与原因——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司法基于舆论而改变的案例频频得以发生.当判决以舆论为导向时,它带来的并不是民意对于司法的胜利,而是司法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及司法的确定性不断受到侵袭,并最终危及到司法的底线.舆论之所以能大肆进入司法,并成功挟持司法,其原因就在于司法对于社会效果标准的引入,而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又为民众提供了不断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     

网络公共领域的法律舆论：意义与限度——以“微博上的小河案”为例

网络公共领域既非“乌托邦”亦非“敌托邦”,而是互联网系统的子系统。“微博上的小河案”表明,网络公共领域基于独特的技术设置,自主生产了案件的重大意义,使之独立于主流媒体广泛传播。然而,网络公共领域与法律系统的观察范式截然不同;塑造网络法律舆论的不是法律因素,而是大众传媒和意识形态因素,归根结底是互联网系统的结构。就法治发展而言,网络法律舆论有益于保障法律系统的封闭运作,但也容易消解法律逻辑和化约法律问题,甚至加剧法律共同体的内部分裂,迫使司法子系统寻求权力的庇护。     

在政治与道德之间——汉娜·阿伦特“无思”概念探析

“无思”是汉娜·阿伦特“平庸之恶”理论的核心,也是贯穿其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脱胎于阿伦特对极权政治之恶的考查,反映了人的“多余性”,后来被阿伦特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问题。在道德层面,“无思”意味着个人道德判断能力的缺失。在政治层面,“无思”意味着盲目的服从。而思考活动作为人回避恶、参与公民不服从的必要条件,能帮助人重获精神和政治的自由。     

法律与其他社会权威在农村——以舆论为例

自从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确立以来,学界也开始关注农村的法治建设,但总体而言,我国学界对于农村法治的关注和研究都是不够的,研究的进路也是相当狭窄的。从法律与其他社会权威在农村的状况这个视角去研究农村法治问题,探讨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社会权威在农村的状况,主要目的是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在农村遇到的困惑作一番学理上的解读,以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法治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姚荣泽案的法学思考

姚荣泽案是民国依据司法独立和现代诉讼理念审理的首例案件。作为民国第一大案,姚案所反映的案件争执点,所反映的西方诉讼审判理念,让我们重温了司法独立的理论在民国初年的大胆实践,其不够理想的结局,反映了法治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反差。     

死刑量刑程序的现状反思与模式重塑——基于实证的分析

我国未对死刑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作有效切割,死刑裁判长期存在着"重定罪而轻量刑"的不良倾向,整个庭审活动主要围绕定罪进行,量刑无法成为庭审的实质内容。死刑量刑附属于定罪程序,存在着干扰法官量刑心证、合议庭量刑虚置、陪审量刑适用率低、控辩双方参与量刑受限等一系列量刑非实质化问题。定罪量刑程序彻底分离才能保证死刑量刑的适当与公正,符合死刑量刑程序的国际趋势。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改革应以实现死刑量刑实质化、控制死刑适用、保证死刑量刑公正为目标,严格遵循"先定罪、后量刑"的两阶段庭审结构,重塑具有本土特色的完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模式。     

美国米兰达规则的适用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以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鲍威尔案为例的评析

2010年鲍威尔案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米兰达规则适用的典型案例.通过判决有缺陷的米兰达警告有效,鲍成尔案对米兰达规则之标准的解释走向更加宽松的立场,使得米兰达规则的适用处于不确定状态,因而在总体上损害了米兰达规则的效力.中国需要在宪法层面明确规定刑事正当程序,中国司法应该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方面有所作为.     

北宋文人政治遭际与诗歌创作的标本——苏舜钦进奏院案前后诗歌之比较

进奏院案是苏舜钦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也是促使其诗歌创作转折的重要事件。苏舜钦前后期诗歌创作,无论在取材视角、情感状态、还是在诗歌观念、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整个北宋文人党争与文学关系的一个缩影。     

米兰达规则适用标准的突破与进步——20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J.D.B.案评析与借鉴

J.D.B.诉北卡罗来纳州案是迄今为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米兰达规则适用的最新案例。J.D.B.案第一次明确判决:未成年人嫌疑人的年龄应该成为拘留状态分析的要素。这一里程碑式判决使得米兰达规则适用中的未成年人宪法权利的保护程序更加完善,是对米兰达案决定的回归。J.D.B.案的中国意义在于启发我们思考《刑事诉讼法》的目标定位与权力配置,同时为中国未成年人宪法权利的刑事保护提供相关制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