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和教训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其中包括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界限,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向前发展。     

思想分歧与道路选择: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因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以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研究系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出现明显的差异。前者主张以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俄国人的暴力革命道路;后者主张以资本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英德式的社会改良道路。论战双方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五四思想界对该问题的认识深度和认识高度,导致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野。经过论战,双方都从对方接受了某些观点和启示,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并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视角;双方的意见虽未根本改变,但都有所丰富完善,并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点上找到了发展实业的共同途径。这场论战深刻影响了五四之后中国历史的进程。     

李达在建党初期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和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五四时期和建党初期,他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为捍卫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一、反对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五四运动以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地发展起来。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代表研究系分子张东荪等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动了进攻。一九二○年冬至一九二一年初,研究系的骨干和首领张东荪、梁启超先后抛出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现在与     

共产主义道路的抉择——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发生了三次论战,其中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可说是革命派内部的一次论战。论战双方在共产主义道路的选择上针锋相对,论战焦点主要在革命中阶级斗争的组织方式和革命后社会的组织方式上,论战的实质则是手段与目的的问题,是权力集中的问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执着于集权专制,有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认;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平等则源于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但是双方的观点都呈现出一定的偏激性和空想性。     

论战中的斯大林问题

中苏之间在斯大林问题上的论战 ,实质是一场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苏论战直接导致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严重思想混乱 ,它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李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三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李达,除了第一次论战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在后两次论战中,他一直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代表。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李达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贡献

过去我们把李达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这一定位忽略了1920年至1922年间李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伟大贡献。“一大”召开前,他与陈独秀、李汉俊一起积极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他是论战的主将;他参与了与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了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主编《共产党》月刊,为建党开辟思想舆论阵地;从1921年2月到“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     

评析中苏两党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争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

中苏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论战模糊了中国共产党的视线,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世情、国情作出了错误判断;对马列主义作出了错误解读;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势作出了错误分析,进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去了科学前提、内在动力和主体自觉性,一度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中断。重新解读中苏论战,意义在于汲取＂吃了苦头＂换来的教训。     

评建党时期陈独秀与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

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生过三次大论战。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是历时最长、范围最广的一次。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马克思主义在     

三次论战与四项基本原则

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这三次论战的中心是中国革命是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出路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以及要不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李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三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试论《反杜林论》的结构与特点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

《反杜林论》是系统论述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著。就其结构而论,全书由三版序言、引论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编组成。就这部著作的性质而论,它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和杜林主义的论战,论战和批判的主要对象是杜林及其反动的理论体系。就其内容的层次结构来说,它针对杜林分“三路大军”向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讨伐,恩格斯对杜林的论战和批判也就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展开。相应地全书,除序言外,也就由引论和三编四个部分组成。引论作为全书的引言,概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指出了杜林为推行其假社会主义     

要正视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的那天起,就一直面临着来自社会实际生活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这两个方面的挑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迎接这两个方面的挑战中不断地获得新的生命并日益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同样遇到了来自这两个方面的挑战。它一传到中国就引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既     

坚持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发扬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

一当前全国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场关系到捍卫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也涉及到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即真高举还是假高举的问题。开展这场大讨论不是偶然的。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来颠倒是非,在实践中自然提出了许多问题要加以澄清,比如,关心劳动群众的物质利益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权利”是不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当前条件下,自留地、家庭付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补充还是资本主义的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及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曾与俄国民粹派分子有过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战：一次是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革命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的论战,另一次是1877年马克思与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次论战中阐发的理论观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其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立场与方法,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其二,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既维护农村公社又力图推翻专制制度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中西学者关于中国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研究

中西学者关于中国三十年代哲学论战的研究徐素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哲学界所发生的那场哲学大论战，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精彩的一页。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主要对象的这场哲学论战，不仅有新旧哲学之间的冲突，更有新哲学内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苏联两次哲学论战述评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先后发生了两次哲学论战。对于这两场哲学领域里的论争,各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深入探讨论战双方的论点,作出正确的评价,这对于研究苏联史、研究苏联哲学史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都是有历史意义的。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中断

中苏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又是"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中苏论战的影响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次结合"的步伐,但在论战过程中独立自主原则被异化,论战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成为枉然,论战也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歧途,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