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对我国当前公德与私德问题的思考

我国当前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公德与私德失范现象 ,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公德与私德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不讲私德造成的不良影响会干扰公德的实现 ,不讲公德也会影响、阻碍良好私德的形成。我们应提高全体公民的公德意识 ,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 ,使公民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 ,同时使私德真正利己利人。     

公德和私德的厘定与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

关于公德与私德及其相互关系 ,是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并由此寻找公民道德建设的可行进路。本文通过对公德与私德的厘定 ,探讨它们的相互关系 ,指出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和症结所在 ,提出加强私德涵养和公德建设 ,并实现两者的转化和贯通 ,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双重任务。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视。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忽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关于公德-私德的二维伦理——行政管理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

密尔提出"不伤害原则"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干预的界限.在边沁和密尔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私德"和"公德"的概念,以此纠正中国传统上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体系.本文提出"契约论方法"以使公德-私德的区分更为精确,并进一步引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基于契约论方法可解的问题是公德问题,无解的问题是私德问题.对公德问题需要采用舆论或法律的硬性方法来解决,但对私德问题只能采用劝告或说服的软性方法来解决.在公德范围内赏罚分明,在私德范围内宽容自由,这是改善行政管理和提高个人修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官员公德与私德在哪里安放

全面深化改革须激发轻舟必过万重山的自信,催生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源泉。须知,德之不厚,行将不远官员公德与私德已大步迈入中国舆论场。于互联网和各类传媒,官员公德与私德时时被列为头条或二条,每天折射社会风气,使得公众谈资多雏。厘清官员公德和私德貌似简单,实则语境深远。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时在中央全会上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传统及其现代影响

带有强烈“私德浓厚而公德薄弱”特征的传统道德,使我国在走出传统的村落社会并构架现代意义的公共生活的过程中,明显缺乏一种支撑这种生活的具有公共理性色彩的公德伦理精神。它造成了许多道德错位应用现象的发生,给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必须弄清楚公德和私德的区别,力争在道德实践中合理地应用二者。     

儒、道、墨德性观之差异比较

德性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范畴,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德性史。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思想——儒、墨、道,其德性的探讨更是贯穿了始终。本文主要从三家各自的立足基础、群己关系、最终目的来讨论其差别所在。理论探讨的最终目的在于指导现实,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和谐社会”的创建中相信能够发挥它的价值所在。     

论社会公德建设

江泽民“七一”讲话指出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社会公德建设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与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良好程度 ,务必花大力气抓紧抓好     

先秦儒法公私观简论

先秦儒法公私观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群体与个体、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公义",卫护"公利",一致主张公高于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先秦儒法公私观的理论贡献不同,前者主要在伦理思想领域,为道德修养提出了目标,而后者主要在法治思想领域,为法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儒家没有把公与私绝对化,表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思想,而法家的公私观则将公与私绝对对立,最后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儒法公私观是以各自的人性论作为理论依据的。儒法崇公抑私的公私观的历史影响具有两重性。     

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探析

大学生是社会整体文化素质水平较高的青年群体,社会对大学生社会公德的修养和实践水平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然而在当代大学生中却存在着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的不对称现象。论文分析了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不遵守社会公德现象的基本现状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个人方面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加强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除了要重视教师和家庭的作用,还要优化社会环境,提高学生自身的素质等措施。     

关于社会公德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社会公德是一种社会道德而非国家道德。现代公德建设必须建立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隔的基础上。所谓"公共领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的共同世界。社会公德从性质上可分为两类即消极性的社会公德和积极性的社会公德。所谓消极并没有负面的意思,而是指"不作为"、"有所守"式的社会公德行为,而积极性的社会公德行为则是指"有所为"的行为。在现代社会,社会普遍的日常公共生活要求每一个公民首先要做到"有所守"的消极公德,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能过上现代公共生活的合格公民,才会维护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社会公德的精神根源和价值基础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敬"与"义"而非"爱"与"仁"。     

微公益凸显的伦理问题及对策探析

“微公益”是指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入手开展公益活动,注重由少积多的公益行为。与传统的公益活动相比,微公益呈现出参与人数多、事情小、目标明确、针对性强、运用现代传媒方式等特点。结合微公益呈现的特点,对微时代下的人人公益行为以及微公益过程本身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社会信任、道德自觉性、法律关系、公平性、权利与义务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重庆市公民进行了关于微公益认识与伦理问题的调查研究,从伦理学、社会学的视角着手,介绍微公益伦理问题的表现,分析微公益伦理存在的原因,提出从法律法规的制定、监管力度的完善、诚信品质的落实及网络道德的建设等方面应对微公益凸显的伦理问题。     

明清两代的公罪与私罪制度

中国古代将官吏犯罪区分为公罪和私罪,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吏治的清明。明清两代的律、例、令、会典等条文中就有对公罪和私罪的相应规定。本文从明清两代的公罪与私罪的基本概念、具体规定、实际运行和影响因素四个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之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道德代宗教:一个有意义话题的重提--论梁漱溟儒学具有宗教作用之学说的理论意义

梁漱溟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因而具有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这就是著名的道德代宗教说.本文认为,道德代宗教的话题今天并没有过时.它对于解决当今道德理论中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难题,对于正确认识儒学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公益物品、私益物品的均衡及其影响

社会产品可以分为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这两种物品的供给是互为条件的,只有均衡提供,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过分重视私益物品的生产而忽视公益物品的供给,不仅妨碍私益物品的生产,也将影响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促进私益物品和公益物品的均衡发展,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