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hua

金文的“■”字,目前尚不能确识。 《说文》:“■,击踝也。”这解释乍一看颇为荒诞不经,因此为诸家所不取。我看《说文》的说法不可轻易抛弃。 第一、“■”与踝有关。 《麦尊》有这样一句话:“侯易者■臣二百家剂。”“易”是“锡”字,即 “赐”。“侯”指井侯。“侯赐”,就是井侯受赐于王的意思。“剂”:券书。 《周礼·天官·小宰》:“听买卖以质剂。”注:“质剂,谓两书一礼,同而别之,长日质,短曰剂,今之券书也。”“者”字,郭沫若认为是“赭”字,“■”是“踝跣之臣”①。“者”是“赭”,这一说法甚确;“■”释成“踝跣之臣”,这一说法…     

关于明初兀良哈三卫的几个问题

一、兀良哈三卫总称的由来 日本著名蒙古史学者箭内亘《兀良哈三卫名称考》一文,最早考证了兀良哈三卫总称和泰宁、福余、朵颜三卫各自的名称。关于三卫的总称,他写道:“明代为北方祸源之一部族,名兀良哈者,其名实为乞儿吉斯、兀速、憨哈纳思三部,由唐努山以北。东迁以前,彼等或彼等以外几多部族的总称。其后经元代而传于明代者。”①元初,乞儿吉斯、兀速、憨哈纳思三部居住在唐努山以北,今叶尼塞河上中游地区。《蒙古秘史》称之为“林木中百姓”,拉施特《史集》称之为“森林兀良哈”。箭内亘先生认为,总称三卫的所谓兀良哈,乃是居住在这一…     

浙江省名溯源

“浙江”原是江名,后来演变成为省名。它出现于秦汉以前,初见于战国时纪录成文的《山海经》,次见于西汉的《史记》及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山海经·海内东经》载:“浙江出三天子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上会稽(今绍兴)祭大禹,“至钱唐(今杭州),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越绝书·记地传》:“勾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勾践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临水祖道,军阵固陵”(固陵后改西陵,即今萧山西兴)。文中提到的浙江即今之钱塘江,尚不是政区的名称。钱塘江古称浙江,据《方舆胜览》说:“浙江,取其曲折以为名。”《大明一统志》又说:“江口有山,居江中,潮水投山,十折而曲,故云浙江。”《读史方舆纪要》引卢肇的话也说:“浙者,折也。取潮水出海屈折倒流也。”三说雷同,都和江道曲折有关,折加水为“浙”,故浙江又有“之江”、“曲江”等别称。     

《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防、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骥老乎?老骥乎?

修订本《辞源》第一册181页“伏历”条,书证之二云:“《宋书·乐志·三·魏武帝(曹操)〈步出夏门行〉诗‘骥老伏枥,志在千里。’一作‘老骥。”按:书证引文为曹操名作佳句,壮怀激烈,颇见雄心。诗句已演为定型成语,为历代人们述志、评人时所乐用,且每及此语,亦必想见当年曹操之雄才大略,奋斗不息之伟烈。唯词只作“老骥”,而非“骥老”。《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至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于卷五四收载此诗亦作“老骥”。1979年11月中华书局版《曹操集译注》即据前二书而作“老骥”。至于     

谈辛弃疾的政治思想

(一)“民为国本”、“惠养元元”的仁政想思 辛弃疾十分重视民众,这构成了他的历史观的根本特点。他在到建康的第三年(时年二十六岁)写的《美芹十论·观衅》中说: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饱而偷,暖而 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 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巨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 此可观矣。……在同书《审势》中,他又以金国叛乱迭起为例,强调“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二十八年之后,他上疏《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又重申了…     

从敦煌唐写本残卷看李善《文选注》的体例

《文选》曾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唐以后的文人,都把它作为学习文学的教科书。唐初李善的《文选注》,援引赅博,经史传注,靡不兼综,又旁通仓雅训故及梵释诸书,史家称其淹贯古今,不特文人资为渊薮,抑亦后儒考证得失之林也。从此以后,“选学”除了具有以《文选》所录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研究内容外,还具有以李善注为中心的语言学内容。然而南宋以降,善注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与五臣注单行之本,遂世所罕传。今所传李善注本,乃后世从六臣本提缀分割而出者。合刊之时,正文分节既已不同,注文分布亦多羼杂;则提缀辑集时,前后错乱,改旧致误者往往而是。再加上李善注中没有一篇显示其博约注文有序性的凡例,更令学者难理统绪。清儒为睹善注本来面目,详加考证,功绩卓然,然臆说尚多,聚讼纷纭,难以折中。而其对李注凡例的搜寻,往往停留于罗列而已。敦煌写本中的《文选李善注》,今所见者有两个残卷。伯     

溯未及源

名曰《辞源》,即为“词语源流”之意,要名实相副,则书证应为语源,倘难确指,亦应尽量提前其时代为佳。修订本《辞源》二册955页“巧立名色”条,以叙述体说明其含义,而未考语源,文末乃云:“清吏部对官吏考语,习用此语。见《六部成语注解·吏部》。”按:《元史·刑法志》卷三:“其有巧立名色,广取用钱,及多称金数,尅除火耗,为民害者,以监察御史廉访司纤之。”此书证较《六部成语注解》早三百余年,且可避去叙述烦琐而不确之     

权说文学与牢骚

文学与牢骚的关系,至为密切。不过,并非牢骚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牢骚。这里所说的牢骚是有前提的,所以题目加“权说”二字。韩愈曾说过:“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送孟东野序》)欧阳修也说:“盖世之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梅圣俞诗集序》)我们所说的牢骚,是指不平之鸣;而且这“不平”倾泻了内心感情的“郁积”。类似的看法,在国外     

关于金上京城的周长

关于金上京城的周长,《金史》阙记。《大金国志》记载:“皇统六年三月,以上京府旧大内太狭,才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十之二三而已。”鸟居龙藏认为:“所谓金上京仅汴京十之二三者,盖以汴京新城周围之五十里百六十五步相比较,今若以金上京新城之南城或北城单独比较,则未免过小,必以两城相合以观其周围之城壁始可,此两城共为十六里余,恰当汴京十之二三”。鸟居氏所记当是营造里,如折合为现在的市里,当为18.4里余,这个推测数字较金上京城的实际周长要小得多。鸟居氏在《满蒙的探查》一书中,又称:“合南、北二城,其周围为二里二十六町余。”鸟居这里所记的是日里,日制一里为三十六町,一町为一百零九米,则上京城的周长为10,682米,即21,364     

关于皇甫谧《三都赋序》的真实性

据《晋书·左思传》记载，皇甫谧曾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极思传》是这样记载的：及赋成，时人本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滥有高誉，思造而示之。温称善，为其赋序。此事还见利世说新语·文学篇》：左太冲作位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告，思意不惬。启示张公（张华）。张日：“此仁京河三，然君文本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温。监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但对于皇甫温序的真实性，自古以来就有否定、怀疑者。就在泄说新语＊左太冲作位部赋》初成”一文之后，刘孝标注引《左思别传》曰：“皇甫谧西州…     

黄梨洲“乞师日本”史实考

关于黄梨洲有无乞师日本之行的问题,在现存梨洲遗著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全祖望在乾隆初年撰写《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时,是曾感慨史家对于“起军、乞师、从亡诸大案”记载不详。至同治年间,梨洲七世孙黄炳?编写《黄梨洲先生年谱》时,曾猜测梨洲由于当时忌讳甚严而“欲使起军、从亡、乞师诸大案泯没其迹,以避无妄之灾”,但他们都是肯定梨洲有乞师日本之行的。近代梁启超曾撰《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对全祖望的说法提出异议,认为梨洲有“避仇”日本之行而无“乞师”日本之举。谢国桢氏所著《黄梨洲学谱》对全、梁之说持“存疑”态度,实际上加深了人们的怀疑。今人论著中或持全氏之说,或申梁氏之疑,或持两可之说,致使这个问题成为悬案,迄今没有定论。     

五至七世纪中叶西域佛教之变迁

一、西域的概念《辞海》“西域”条解释:“汉以后对于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有二义: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广义则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在内。……”据此,查《汉书·西域传》,该书称西域从孝武帝时始通,约当公元前156-前87年,本来有36国,其后分为50余国,皆在匈奴(今蒙古一带)之西,乌孙(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6000余里,南北1000余里。东则接汉,以玉门关、阳关为限,西则限以葱岭。而到《后汉书·西域传》的分国记载则把葱岭以西的罽宾(今喀布     

关于渤海植棉问题

有关渤海的“显州之布”和“沃州之緜”问题,多年来在中外史学界引起密切关注。有些学者把“显州之布”说成是棉布,有的则认定“沃州之緜”是木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使我们感到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证和商榷。本文的要旨在于说明:“显州之布”是麻布而不是棉布;“沃州之緜”是丝緜而不是木棉。关于渤海“显州之布”问题,1937年《满铁农事试验场》报告书中最早提出了“满州可能从古有棉花栽培的历史”的推断,它引用了《盛京通志》里所记的“沃州之棉”。1956年金毓黻先生在《关于渤海国的三个问题》一文中说:“据各书所记,渤海国生产情况:农业     

新编《辞海·刮地皮》一注有三误

新编《辞海》下册4290页“刮地皮”条,举书证为:《新唐书·程晔传》:“[李固烈]请还衡州,既治装,悉帑以行。军中怒曰:‘马瘠士饥死,刺史不弃毫发恤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按:此条书证谬误有三:一是拼“日华”二字为一字“晔”,造成人名误称,引起篇目之误,《新唐书·卷二一三》作《程日华传》;二是引文首句方括号,只应施于“李”字,“固烈”之名为原文所有,不当括入;三是地名本作“恒州”,引     

“之”在诗骚中的一种特殊用法——“谁之永号”谈起

《诗经·魏风·硕鼠》中有这样两句诗:“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对其中的“之”,古今都有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说:①“之”是动词,此说源于郑玄。《郑笺》:“之,往也。”此说影响甚大。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就将“之”解释为“往”,并将此句串讲为“谁去了还长叹呢?”②“之”是句中语气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之,其也。谁之永号犹云谁其永     

韩非的法治三论

一　法的意义和作用 何谓法?先秦早期法家曾有种种说法。《管子》说:“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禁藏》)“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任法》)“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七臣七主》)就是说,法是君主为兴功惧暴、统治人民而给人们制定     

黄宗羲东渡日本史事考

东渡日本,是黄宗羲生平行事中一段不可忽略的经历。同、光之际,他的裔孙黄炳?辑《遗献梨洲公年谱》,即称之为宗羲生平三大案之一(《遗献梨洲公年谱》卷首《遗献梨洲公年谱叙》)。然而,由于在传世的黄宗羲遗著中,对这一段经历罕有涉及,以致引起后人争议,迄今悬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两种看法。雍、乾间学者全祖望认为,黄宗羲东渡日本在顺治六年冬,目的是为了向日本乞师(《鲒埼亭集》卷十一《黎洲先生神道碑文》),此其一。其二,近世学者梁启超于此则持异议,他撰文驳全氏之说,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为顺治元年,目的在于“避仇亡命”(《饮冰室文集》之十四》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一个是“避仇亡命”,一个是“乞师”邻邦,而且时间又相去五年之久,二者的距离是很大的。二说孰是,颇费推敲。以下拟就此试作一番钩稽,以求教于方家。     

中国历法三正论、殷历、周历、干支纪年起源考

一、引言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历书》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在历史上,这是中国“三正论”的最初由来。本世纪20年代末,日本著名汉学家新城新藏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否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国与国间,官颁与民用间,在历法上的不统一性,因而认为司马迁以来的“三正论”,为“中国上古天文历法发展史”上“系累非浅”的“憾事”。而新城新藏此说,为张汝舟先生所接受,著有《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一书。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一文的叁表解中,将“三正论”与“岁星纪年”、“四象”、“三统”等,并列为“四害”之一。我认为,新城新藏与张汝舟等对“三正论”的否定,     

碧玉非只小家女

修订本《辞源》三册2250页“碧玉”条,收载三个义项:(一) 青玉(书证略,下同。——笔者)。(三) 女婢。其义项之(二)云:“《乐府诗集·四五·吴声曲辞·碧玉歌》引《乐苑》:‘碧玉歌者,宋·汝南王所作也。碧玉,汝南王妾名。’《诗集》收三首,后二字首句皆为‘碧玉小家女’,后因称贫家女为小家碧玉。参见‘小家碧玉’。”二册“小家碧玉”(891页)条云:“《玉台新咏·十·晋·孙绰〈情人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碧玉,原为人名,后以泛指平民家的少女。明·范文若《鸳鸯棒》传奇二:‘小家碧玉镜慵施,赵娣停灯臂支粟’。”按:两处于“小家碧玉”一语,或释为“贫家女”,或释为“平民家的少女”,均非确当。考:碧玉原指青绿色之玉石,为人所宝,故贵重。或以喻人而名之,亦有爱重之意,即状人娇小玲珑如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