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

自20世纪70年代末托马斯.内格尔和伯纳德.威廉姆斯分别提出道德运气概念以来,这一概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论。道德运气似乎构成了对传统道德责任观念的挑战,因为传统的直到康德才得以完全确立的道德责任概念是以控制能力为依据进行责任归属的,而控制能力源于免于运气影响的无条件的自由意志。在传统道德责任概念中,运气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人们将道德实践中道德责任概念与康德式道德责任概念相等同,以至于造成了道德运气与道德责任不相容的假象。实际上,人类道德生活实践中所遵循的道德判断观念是以康德式"应当蕴含着能够"为核心,同时兼顾可以辨别的运气来进行道德责任归属和评价的。     

考量“次道德”

在国内某些权威报纸,各网站上多次出现了关于"次道德"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次道德"现象,我们有必要仔细辨别真伪,有责任厘清概念、澄清价值,以正视听、清正社会道德.其实,"次道德"是伪概念;"次道德"问题的炒作,反映了中国人精神道德陷入了危机.     

自由意志视角下的道德运气问题——析托马斯·内格尔的道德运气论

威廉斯提出了道德运气的问题后,内格尔把这个问题与自由意志和自主责任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不仅深化了讨论的视野,而且阐述了某些与威廉斯不同的新颖立论。不过,由于他依然坚持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同时对运气概念的理解也存在模糊泛化的缺陷,结果导致他的立论同样存在一些严重的漏洞,一方面主张运气能够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另一方面认为道德责任如同自由意志的问题一样是无法解决的。其实,从自由意志和道德运气发挥效应的内在机制来看,任何运气无论好坏,都只能影响到行为在道德上是非定性的轻重程度,却不足以改变行为在道德上的是非定性本身,也不足以取消主体对于受到运气影响的行为后果理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道德运气”存在吗?——基于一份实验哲学报告的研究

"道德运气"是与道德事件相关的、超出行动者认知和控制的因素。笔者所做的实验报告以"懒惰的约翰"为基础,考察"道德运气"的构成、特征,以及与"道德事件"的相互关系,构造"约翰没有救人"(A)、"约翰没有救人且鲨鱼存在"(B)和"约翰没有救人且鲨鱼存在,但鲨鱼并不吃人"(C)等三种情境,进行总量为218个被试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实证结果在定性的层面肯定"懈怠的责任"之存在,在定量的层面否定原来"责任的大小"与"懈怠的程度"之间线性的关系。对比公众在判断三种情境中约翰所需负责任的大小,可以看出,(1)道德事实总是具体的,不存在"A—A’—A’’……—An’"这样的道德事件序列,只存在"A—B—C—……—N"这样的道德事件序列;(2)"道德运气"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以一种"预置"的方式介入道德事件,道德运气与道德事件密不可分。     

康德关于先验方法确立道德原则合理性的确证

康德主张采用先验方法来确立道德原则.他认为,道德原则就是使意志成为善良所必须具备的最终条件--意志由道德规律所决定,善良意志就表现为自觉地选择和主动地服从道德规律的行为即"出于责任"的行为.如果道德规律是先天的,道德原则就必须先天地确立.康德通过道德规律的普遍性阐明道德规律概念及其表现--责任概念具有先天性,以此说明在理性中寻找道德规律的必要性;康德又通过自由概念证明了理性中存在道德规律、通过把伦理学划分为经验部分和先天部分来说明能够先天地在纯粹理性的概念中寻找道德规律,以此说明先天地确立道德原则的可能性.康德以先验的方法确立道德原则虽然有局限性,但这种方法使道德可能成为艰难曲折中的人类实现人是目的本身的文化资源.     

激进意志论与道德责任的基础——与苏德超商榷

近来,以聂敏里、黄裕生为代表的激进意志论者,和以苏德超为代表的无意志论者之间,就意志概念的合法性产生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意志概念是说明道德责任基础的必要条件;后者则对此进行否认,指出了激进意志论面临的一系列困难——缺乏经验证据、导致无穷后退、陷入神秘主义等,并给出一个"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激进意志论可以妥善地应对这些批评;另一方面,由于"无意志"的道德责任理论无法妥善地处理应受性问题,且缺乏由意志所代表的"发动"概念,因而最终无法妥善地为道德责任奠基。     

自由:道德的本质--兼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审视当代德育中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而道德是人为的、为人的、由人的,因而自由也构成了道德的本质。另外从马克思关于"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的论述,也能体味到道德的自由本性。作为道德本质的自由有三重涵义:其一,选择自主性;其二,"实践"性;其三,"解放"性。从道德的自由本质出发审视当代德育,从中会发现其存在的诸多问题。     

伯纳德·威廉姆斯:道德运气及其问题

威廉姆斯基于道德运气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评:其一,功利主义将人们的道德思维视为一种后果主义的计算,以"福利最大化"原则评价道德,这样一来,人们必然对道德经验产生误解;其二,康德把理性看作人的本性,试图从"理性存在者"的概念推演出整个道德体系,这样必然忽略人的价值异质性。尽管威廉姆斯对功利主义和康德伦理学的批评有可取之处,但道德运气自身却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它不能有效地解决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第二,如果说道德责任能够通过道德情境与道德感知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道德运气是否存在确实值得怀疑。     

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哲学基础

"道德形而上学"是康德伦理学体系独具特色的核心观念,它缘起于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代表着康德对形而上学"实践论"而非"知识论"存在范式转换的全新理解.总体上看,"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其系统化的理论建设包含两个重要方面:其一,以纯粹理性为伦理道德奠基,确立和阐明道德实践原理的最高原则;其...     

论生命科学技术对道德责任的挑战与拓展

生命科学技术在推动伦理学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道德责任难题,即传统的道德责任概念已不能完全解释生命科学技术行为及其后果.这一难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由谁负责"、"为谁负责"、"如何确定行为的责任领域"等道德责任方面.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对传统的道德责任概念进行拓展,即由"我"的责任拓展为"我们"的责任,由对"现在"的责任拓展为对"未来"的责任.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发挥道德贲任意识对生命科技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功能,使生命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同时,团结人类整体力量共同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带来的不良后果和社会风险.     

道德责任是如何可能的——自由论的解释及其问题

在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中,道德责任是一个关键概念。人们通常认为,道德责任依赖于自由:只有人是自由的,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才负有道德责任。但是,从决定论的观点看,人不是自由的。这样便产生一个重大的道德理论问题:自由(以及道德责任)与决定论是不是相容的?一些哲学家主张自由与决定论是相容的,而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两者是不相容的。后者的观点通常被称为"自由论"。自由论为"不相容论"提供了经典论证,并且深入地探讨了自由与道德责任的关系。但是分析和批评表明,自由论的观点和论证存在一些困难。     

论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的法理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的逻辑前提和价值取向的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法制法理基础研究的基本问题。然而,目前的理论研究如社会契约说、责任竞争力说、利益相关者说和作用力说等,均无法揭示和阐明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的法理基础。与"经济人"相比,"道德主体"更符合企业这一民事主体的本质特性,体现了市场价值与社会价值、效率与公平以及工具意义与规范意义之间的平衡,因此构成企业社会责任法制的法理基础。     

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与"伦理——道德"的生态觉悟

蔓延至世界范围的生态难题潜隐着深层的"伦理--道德悖论",即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的膨胀将导致现代性际遇中不可避免的生态困境.通过道德哲学的努力,使"伦理的实体"成为"道德的主体",是走出生态困境的关键点和可能的"生态觉悟",对于化解全球性气候难题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布兰特道德权利的内涵

准则功利主义代表布兰特首先通过对比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及对道德义务概念术语的分析得出了道德权利概念的深层含义;其次,布兰特对道德义务中社会道德准则与动机问题进行了简析,并认为遵守道德准则将成为人们尽义务的重要保障;最后,布兰特借鉴罗斯显见义务理论来指出了道德权利的相对性这一核心问题,使其成为化解功利与权利之争的一把利剑。     

"三生教育"的生命伦理观

"三生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生命教育,"三生教育"的核心价值是生命价值,这与生命伦理学发展生命的根本宗旨具有内在一致性.生命伦理学是"三生教育"重要理论基础,"三生教育"依据生命伦理学理论,构建起具有特色的生命伦理观,这可以从生命道德、生命责任、生命价值、生命正义这四个原则中展现出来.     

"义"、"宜"相通相融的道德哲学阐释

经过儒家的大力阐扬及其长期的历史积淀,"义"成为了道德精神的代名词.但在日常的道德理解和社会道德舆论中"义"的意义有许多偏向,而造成这些偏向的症结在于:人们没有从道德哲学的高度上理解到"义"德实际上是"公共道义"与"合宜性"的相融与相辅.对"义"进行深入探索,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行为正当性的理论研究.     

企业道德建设的人本诉求——基于"富士康连跳事件"的反思

"富士康连跳事件"暴露了企业管理伦理存在的诸多问题,企业人本道德责任缺失就是其中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商业文明的到来,人本道德责任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企业价值取向.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承担人本道德责任,积极实施人本管理.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需要,也是企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培育企业的人本道德责任,不仅需要政策法规、社会舆论、教育引导等外部调控机制,也需要通过企业人本道德建设形成内在约束力.     

论公共行政人员不服从的道德责任

公共行政人员的不服从不仅仅是一项权利,更是一种道德责任和义务.公共行政人员不服从的客观道德基础在于公民与公共行政人员之间终极性的委托-代理关系.作为代理人的公共行政人员对公民利益在道义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是其不服从的道德责任的主观基础.正是作为自主的个体,公共行政人员才有能力承担道德责任的要求.最后,公共行政人员不服从的表达必须符合正当性和程序性这两个条件才能够被证明.     

公司法价值的道德基础

鉴于公司在历史上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长期以来,"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但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在承认公司营利目的的合理性的同时,公司的道德价值问题及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成为公司法学的热点问题。     

论道德管理

道德管理概念的恰当界定,有赖于对"道德"与"管理"两个概念的本质涵义的正确把握。道德管理是通过对组织资源和组织成员的工作进行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制定组织希望达到的道德目标,并尽可能以好的效果和高的效率实现组织道德目标的过程。无论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还是追求企业利益,客观上都要求企业认真对待道德问题。而企业道德与管理息息相关,因此,对企业而言,道德管理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可以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个方面构建企业道德管理的框架体系,其内容包括:企业道德层次定位,选择企业道德管理策略,制订企业伦理规范,进行决策的伦理分析;设置必要的部门和岗位,在人员招聘和任用时注重道德素质的考察,开展伦理培训;管理者以身作则,开展道德测评,实行伦理控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