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陈学明教授访谈录

陈学明：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拥军（以下简称马）：陈老师,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您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您是如何看待国内学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 陈学明（以下简称陈）：实际上,国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有许多成果的,我不过是起步较早,又一直坚持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而已。 马：您能否把国内学界近年来的研究概况作一个大致的介绍？ 陈：９０年代初以来,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国内学界坚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     

对中国古代婚姻史独具特色的研究

李衡眉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婚姻史的研究,其论文汇粹《中国古代婚姻史论集》(以下简称《论集》),近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使读者得以比较集中地了解他在这一领域中的学术思想和贡献。《论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精审辩驳,推陈出新。《论集》带有强烈的辩驳色彩。作者本着恩格斯所倡导的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研究全部历史”的精神,对传统的陈说或时贤的观点,大胆质疑,力求矫正前失,推出新     

中国“东方学”的古代资源

中国历代拥有丰富的记录周边国家、地区的文献史料，官修《二十五史》的列传中保存了关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大量记载。此外还有历代边吏、使臣、僧人、商人、航海家或学者，记述他们出使或游历周边地区时的见闻感受而写成的著作。这些著作虽然各自的目的、视角不同，但都对后人了解考察东方各国社会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对历代与东方相关典籍之整理和利用，最早体现在历代统治者出于以史为鉴的目的，而敕命撰修的政事史学型类书。20世纪的东方学学者从校释整理古代丰富的东方文献而开始“东方学”研究，张星烺的《中西交通资料汇编》和向达发起整理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依托于这些古代资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学研究领域：中西交通史、宗教传播学、西域学、敦煌学、西夏学、南洋研究、西域南海史地学和丝路学等。     

探寻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脉络——包弼德教授专访

张冠梓（以下简称“张”）：包弼德教授您好。您的一堂课我印象很深，您播放了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片段，那场面和气势确实让人震撼。您作为中国史研究专家，怎样看待中国人通过这次奥运会展示出来的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诠释？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文明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东方文明指东部沿海文明 ,包括燕辽文化区海岱文化区和太湖文化区。这 3个文化区相对独立 ,自成文化体系 ,又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 ,对早期文明的产生途径和发展道路有很大影响。因此 ,中国东方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已经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 ,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我们组织这一组笔谈 ,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推动。     

威廉·琼斯与东方学的兴起——兼论其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

东方学之所以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兴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东方学的奠基人.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学的组织——亚洲学会,对梵语、波斯语的研究推动了东方语言研究的发展,通过论证梵语与希腊语等东西方语言的亲缘关系拉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序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印度的《沙恭达罗》、波斯哈菲兹的诗歌、阿拉伯的《悬诗》和中国的《诗经》等大量东方文学经典开创性地译介到欧洲,还萌生了先进的东方文学与世界文学观念,对欧洲文学与文化的影响既广且深.琼斯开创了东方学的纯学术传统,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与萨义德所说的“作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东方学”不可同日而语,却是欧洲历史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重要力量.     

中国“东方学”:概念与方法

中国"东方学"及各个分支学科已经有了丰厚的积累,但至今还没有以"东方学"这一综合性的学科概念将各个分支学科统括起来,而且习惯上有"以中代东"的思维倾向。在东方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东方学"、"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东方观"及"东方观念"等重要概念应该加以清理和辨析。近年来,由于萨义德的"Orientalism"按字面被直译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造成了相关概念的混乱。"Orientalism"应该译为"东方观"或"东方观念";"东方学"不等于"东方观"或"东方观念",前者属于学术研究史的范畴,后者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东方学"研究可以采用三种基本方法,一是翻译学的方法;二是比较研究的方法;三是区域整合和体系建构的方法。     

吴泽传略

吴泽教授,笔名哲夫、胡哲夫和宋鱼,江苏省武进县人。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名誉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古代史和史学史双博导师、一级教授。自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倡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经世”学风,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等学术领域,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媒介史的拓荒之作——写在周德仓教授《中国藏语报刊发展史》出版之际

西藏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最近出版的《中国藏语报刊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这对于中国新闻史学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我并不专注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但对这一领域的进展却始终保持着关注。     

实事求是 勇于探索——读袁伟时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

<正> 中国现代哲学史,历来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日趋活跃,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较好的论著.袁伟时教授撰写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就是这一领域的突出成果,综观全书,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中国进代史研究一瞥——访林增平教授

林增平同志,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教授,博士导师。他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迄今已40年了,在这一领域中建树颇多。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史》,这是建国以后第一部较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至今仍被一些高校和社科院、所列为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小册子《辛亥革命》(知识丛书)。1980—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章开源合作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这部巨著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日本学者石田米子曾赞誉道:“……这部书都可视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与章开     

关于中国行政法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行政法史的研究对于扭转过去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偏重于中国刑法史的局面、填补法制史研究的空白,对于建立合理的法制史学科的内容与结构体系,都是很有价值的尝试。鉴于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法史界学者去逐个解决。笔者近来涉猎了一些古代行政法资料,对中国行政法史研究中遇到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粗略的想法。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茅家琦教授防谈录

茅家琦教授祖籍江苏镇江,1952年生。整个小学、中学生活是在江苏泰县度过的。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并留校工作。在以后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先后发表了大量论著,成为我国太平天国史等学术领域的知名学者。茅先生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太平天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等职。“史葆华”是南京大学两位博士研究生的署名。 史葆华(以下简称史):茅先生,听说你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后来怎么走到太平天国史研究道路上来了? 茅家琦教授(以下简称茅):我是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51年毕业后就留在南京大学工作的。大学时代,我就对中国近代史有兴趣。五十年代初,太平天国史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加上包括一代宗师     

中国古代"外国志记"与亚洲视域之形成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华夏-四夷"的"中国中心"观被印度的"洲"及"四国"世界观所冲击,形成了有别于"四夷"的"外国"视域,并以"志""记"(合称"志记")的撰著形式加以呈现.各时代"外国志记"及外国视域的依托背景各有不同.晋唐时代主要依托佛教,宋元时代主要依托国际贸易,明代(前期)主要依托政治外交.晋唐时代求法僧"志记"所呈现的主要是中亚南亚的"佛国",宋元明时代的"外国志记"所呈现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通商各国,都属于"亚洲-东方"世界,而对西方(欧美)世界则记之甚略、知之甚少,因此,上述"外国志记"中呈现的并非完整的世界视域,而只是"亚洲(东方)视域".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外国志记"与"中国的东方学"联系起来加以关联考察的理由.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的角度看,这些"外国志记"构成了中国东方学的史前史形态.     

“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

我读了杨向奎先生的“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篇短文,觉得他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的关键性的问题,必须把这几个问题徹底解决,才能使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得出最后的结论。我个人有些補充的意见,叙述如下: (1)“古代东方史”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结合的历史,我完全同意这一结论。但是在这些古代东方各国中,一样也有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当奴隶制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就是奴隶社会;当对建制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就是封建社会。要在古代东方各国的历史中,划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界限,确是很困难的,只有两河流域的历史,由於有比较完整、比较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史料,——如一系列的法典和契约、表报、信函等文     

论西方“东方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一、西方人的东方观 当现实中的东西方社会形态差异影响到人们相互交往的深度和交往方式的时候,这种差异就具备了探讨与反省的价值。东方学存在的价值,在于现实中的人类关注着东西方彼此间的交往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对于西方人来说,探讨东方社会问题无非是在于如何与东方人打交道,以及这种交往给自身社会造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纯粹的书斋里的学者单凭自己的兴趣与好奇心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因而,西方的东方学家研究东方社会问题大都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     

日本北方史及其周边地域研究概况点描

一、日本北方史研究的源起关于日本北海道及其周边地域的古代史研究,早在1968年(昭和43年)即已开始.当时,作为北海道古代史协会的支部长三森定男先生带领六名青年研究者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探讨,从而也开拓了从日本的北方研究日本史的新领域.     

皇权与皇权政治--《明代皇权政治研究》评介

我国历史上,自秦代到清代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形态.这一延续21个世纪的政治形态,对我国的历史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它的内容、结构、历史变迁,一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我们有幸看到同济大学李渡教授的新作<明代皇权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全书不足22万字,却很耐读.     

"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立基于史 不囿于史——乔伟先生法史研究的学术底蕴与现实关怀

乔伟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的法史学者。在古代法研究领域,乔伟教授以其对法制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厘定、对中华法系礼法合流特点的精到总结、对魏晋南北朝法制史研究的开创之功及对唐律的条分缕析,为新时期法律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奠基的作用;在现代法研究领域,乔伟教授则以其非凡的洞察力及理论勇气,屡涉学术禁区,表现了学者作为社会良心所应有的现实关怀。作为乔伟教授学术研究中"立基于史,不囿于史"的表征,对古代以法治吏法律文化遗产的梳理与借鉴,则是其史学研究中鉴古以明今的经典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