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与明天启朝党争

剧烈而持久的党争是晚明政局的突出特点。党争造成官员集团的分裂和内讧,辽东边臣也被卷入党争之中,其军事行动和个人命运深受党争影响。政治立场取代军事才能成为明朝选拔辽东边臣、评判将帅功罪的主要标准。天启前期袁崇焕守辽活动的开展离不开东林党的支持。袁崇焕自视为清流官员,长期坚持同阉党作斗争,天启末年为顾全辽东抗金大局和躲避政治灾祸,又一度转而与阉党合作。明清战争是影响朝廷党争的重要政治因素。袁崇焕的个人命运是朝廷党争和明清战争相互作用关系的最好注脚。     

论皇太极对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以对辽官、辽将的争取为中心

皇太极即位后,针对其父对辽东汉人政策的失误采取了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汉人的支持与拥戴。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使清朝获得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得以顺利入关。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     

略论“金源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１２世纪女真族在金源内地建国定都,在辽伐灭北宋的同时重视文治,创造了以本族文化为根脉,兼融渤海、契丹和先进的中原汉文化为一体的金源文化,使古代的黑龙江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源流之一,成为辐射中国北方,影响南宋和东北亚的文化中心,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本文对金源文化的特征、影响及当代的价值做了新的阐述和客观的评价     

城市文化本位的“城乡叙事”——李佩甫小说的一个侧面

中国当代文学的"城乡叙事"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乡村价值"本位观的倾向。李佩甫的小说长期关注"城市化"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其作品一方面扎根于中原文化深厚的传统和民间土壤中,另一方面对"城市化"浪潮中的城乡巨变和进城乡村人的精神症候给予了全面焦聚。李佩甫作品精神立场上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很大程度上挣脱了城乡叙事中的"二元论"和"等级观",既正视城乡意识形态本身的差异性,又将变"乡"为"城"视做历史承前启后和不断提升的发展环节,并从这一立场塑造人物情节和建构价值观念。这一倾向不仅塑成了他小说鲜明的"城市文化本位观",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城乡叙事价值维度的开拓也具有启示意义。     

高拱的北疆整顿及其功绩

明朝嘉、隆之际,西北俺答频繁入侵、东北女真屡次反叛,北疆局势岌岌可危。为扭转这种困局,高拱一方面大力进行军事体制改革,以提高明军的防御作战能力;另一方面又力行北疆整顿,并取得了显著功绩,即在西北促成"俺答封贡",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高拱的北疆整顿不仅扭转了明朝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也为其后张居正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开启了"隆万改革"之先河,使隆末万初呈现出中兴之势。对此,明清至今诸多政治家和史学家给予了高度评价。     

论清初“新士人”在明清政治文化承接中的重要作用

“新士人”是指出生于明末清初，未曾入仕于明朝而为清廷效力的新的士人群体。他们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动荡，饱尝了民间疾苦，继承了明末士人的文化理念，并萌生了拯世救人的志向，在清朝士而人仕，他们的出现使清初文化风气为之一变，由哀怨凄厉转为平和中允、清明广大，更为盛世文人的华丽出场作好了铺垫。     

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

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即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处军民,着手统一东北地区。不久,在辽阳设置了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这是明代在东北建立行政机构,取代元朝统治的开始。一三七五年(洪武八年),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     

阿拉伯人民的誓言

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阿拉伯世界,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世界。据说,穆斯林见面时就是用“我对你表示和平”这一词句来互相致敬的。它成为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共同语言。这种和平的愿望和信念,也表现在古兰经上:“你们不要侵略,安拉的确不喜爱侵略的人”,“倘若他们倾向和平,你就当倾向和平”。可是,从人类出现了恶魔——帝国主义强盗那个时候开始,阿拉伯人民的这种和平愿望,就遭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军靴的无情践踏。自然,热爱和平的人同样懂得怎样捍卫和平,正如古兰经上说的:“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在那     

从岭南出山的现代艺术精灵

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岭南作家群,大多出身于岭南客家。由于客家来自中原而较多秉承了中华古代文化传统与精神,这批作家亦较多继承了中华古代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都从岭南地域文化中冲出,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精神和思想,熔铸成各自的艺术特色,并表现出某种共性特征。     

清代“辽东三老”新论

"辽东三老"之说起于清朝乾隆年间,陆续形成三种不同说法,李锴、戴亨、陈景元、马长海、梦麟五人名列其中,且向来不被东北学术界所认可。依据近年出版的韩国文献与中国史料记载证明函可、戴梓和林本裕三人,长期生活在辽东地区,从事文化、宗教和艺术活动,创作并留下了许多与辽东地区相关的诗文著作,不但获得了辽东人的敬重,而且声誉远播朝鲜半岛,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辽东三老"。     

清初朝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这在深浸"夷夏大防"观念的汉族士人特别是明遗民看来,不仅意味着汉族"治统"的丧失,更象征着中华文化"道统"面临中断之虞.于是,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承认清廷的合法性.面对这种信任危机,清初统治者一方面在政治上自造"治统",宣示其"得统之正";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建构"道统",塑造其儒家"道统传人"形象.这样,在清初,围绕清廷"治统"和"道统"合法性问题,在朝廷和明遗民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角力.这种发生在朝廷与民间的论争,深刻影响到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检视这一论争的实况,对于深入了解和理解清初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重大.     

文化“精神还乡”的意蕴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史上 ,知识分子早年激进而晚年回归传统的“精神还乡”现象屡屡出现。一方面 ,还乡者在晚年所要皈依的只是传统的“理想性文化”,而对现代化的“实用性文化”却并不回绝 ,这就决定了另一方面 ,在理智上图存的坚定信念使还乡者接受了文化时代性 ,但在情感上 ,他们却更为认同文化的民族性 ,亦即作为精神家园的民族文化理想。实质上 ,这种两难心态正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矛盾在知识分子内心中的投影 ,文化“精神还乡”的实质亦不离于此     

以羁縻论明末辽东之存亡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首,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认识到辽东的重要地位,对辽东进行了巨大的投入,不惜一切代价营建辽东的军事防御体系,而且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了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这一政策的行使可以说是比较有效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个方面,在制约某个部族发展的同时也助长了另一些民族或部族的崛起,如女真族的建州部,直接影响了明末辽东的存亡,影响了明末时局,以至于后来成为取代明朝统治的新王朝,这是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明代辽东都司及其卫的研究

明代辽东都司辖境南起旅顺口,北至开原,东临鸭绿江,西尽山海关,即相当于现今辽宁省的大部,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南望青徐,北引松漠,东控海西女真”,是中原地区北连奴儿干都司辖区的中间环节,辽东都司和后来设置的奴儿干都司,成为明朝在东北统治的两大支柱,而辽东都司尤其重要。在其存在的历史时期,它对于进一步发展辽东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进而对整个东北的开发,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它对于明政权在全国的统治亦具有重要意义。     

论“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

以今东北为中心的广阔地带,在近代以前呈现着渔猎耕牧交汇或兼备的四大经济形态,并与华夏、东胡、濊貊、肃慎四大族系相对应。纵而言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缔造的核心力量多次集中在这里孕育呈现:从商朝南下到五胡乱华、从鲜卑人在中原建立北朝到辽金两朝开拓中原,再到元、清两朝分别统一中国全部陆疆与中国整个陆海疆,大凡开局与收关的重头戏,都在这个舞台上登场。推究其深层原因,则与该区域塑造的经济生产方式、军政体制与文化性格息息相关,辽东历史上诸政权之统治民族正是凭借其尚武崇文的军政体制、勇于融合异族的民族政策、开放进取的文化心态,开疆拓土,统一辽东乃至最终底定中国。     

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

“西学中源”说是明清之际中国士人接触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思潮。这一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滥觞于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又经明末清初方以智、王锡阐、王夫之等发挥、引申,至梅文鼎集其大成,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学术界颇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与这一过程相联系,“西学中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进而深入到“历史事实”与“分支学科”层面进行具体而系统的考证。“西学中源”说对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有助于减轻西学传播的阻力,舒缓汲纳西学的顾虑;引发对中国文化展开初步反省;推动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以及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掘与整理。另一方面,它的流行,限制了国人汲纳西学的视野;不利于进一步吸收、消化西学中的优秀文化成果;不利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确立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晚明九边粮料召买——以辽东镇为中心

万历末年,随着后金与明朝战事爆发,辽东集结大批军队和马匹,为解决粮料供应,明政府在山东登莱地区实施召买制度.从万历四十六年战争爆发到天启元年沈阳失守,辽东一带的粮料主要由山东筹集.在召买粮料过程中,山东地方有司、户部、督饷大臣和辽东边镇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晚明时期,随着明代中央政府政治控制力的衰败,在户部和地方的博弈中,户部往往处于劣势,最后只能以妥协而告终.     

清初贰臣文人的用世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 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没有选择为明朝死节或守节, 而是选择了与新兴政权的合作, 成为所谓的 "贰臣". 对于这部分文人的选择, 后人多以贪生怕死谓之, 这远不能说明这一群体文人选择的真正原因, 对他们心态的解读也流于肤浅. 究其原因, 清初 "贰臣文人" 的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人用世之心的体现. 这种用世之心, 使他们超越了传统文化中 "忠君" 思想及 "夷夏" 观念, 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中, 对清初的社会稳定、 制度重建及文化保护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清廷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互补·融合·升华——比较视域下“北方民族文学”的宏观考察

在展示率先发展的中原文化的凝聚力、辐射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是“由上而下”,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则是“由下而上”,这是一个旋涡型的轨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学,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应该把这种整体风貌和深层脉络描绘出来.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