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宗族的坟墓和祠堂

宋元时代是祖先祭祀方法由坟寺到祠堂变更的重要时代。本文以苏州范氏为中心,从宋代士大夫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家族、宗族的侧面论述坟墓、坟寺、祠堂的实态和祖先祭祀。从社会史特别是家族、宗族的方面将坟墓、坟寺和祠堂的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具体论述苏州范氏的坟墓和坟寺、祠堂的问题、家族宗族的迁居和定居、阶层性、风水、夫妇合葬、坟寺和祠堂的管理、运营等。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明清时期福建四堡的宗族发展与雕版印刷业——关于邹氏与马氏家族坊刻的调查与研究

四堡是地处闽西四县交界的一个偏僻村落群,明清时期却成为华南重要的坊刻中心。四堡从事坊刻业的主要是邹氏和马氏家族,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家族性特征。本文探讨明清时期福建四堡宗族发展与雕版印刷事业的内在影响机制,深入到宗族的发展脉络中探寻宗族内部建设、宗族之间以及与邻近宗族的矛盾与调和机制,进一步探究四堡的宗族社会所推行的宗族活动对其雕版印刷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传说、风水与一个多民族宗族的生成——柳州“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及社会过程

本文以广西柳州著名的“计氏豢龙传”故事的演化为线索,讨论了明清以来一个居于“内地边疆”地区的家族之变迁。通过正史、地方志、碑刻、族谱等各类史料,梳理出柳州计氏家族通过科举从一个地方土司家族上升为书香门第,在遭遇危机时编制家族叙事与再造风水以重振家声,最终生成一个多民族宗族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缔造的地方社会空间为家族与宗族这类社会主体提供了能动性的活动场域,而宗族所推动的社会各阶层和族群间的沟通与互动又促进了“内地边疆”地区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     

汉代民间互助保障的主体——宗族互助

宗族互助是汉代民间互助保障的主体,主要表现为经济互助、散财同宗、收养族中孤弱和聚族自保等。对贫弱宗人的救恤,有助于宗族邻里的团结和睦,帮助族人抵御自然灾害和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家族为基础的互助保障成为维系汉代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同时也应看到,汉代宗族互助具有浓厚的阶级政治色彩,豪强大族兼并土地,是宗族成员贫穷的重要原因。     

断裂与传续:元代徽州路仕宦家族的演变

元代徽州路的仕宦家族伴随着蒙元统治在地方社会的巩固而逐渐出现,他们通常凭借着军功、出身和荐举等路径走上仕途,这使他们相当重视家庭出身、家世渊源以及家族之间的社会网络。休宁吴田吴氏家族、西门汪氏家族即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仕宦家族在元明易代之际大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面临着断裂和溃散的命运,他们当中只有少数能够在明代传续昔日的荣光。但与此同时,他们却成为后代重要的历史记忆,为之后的宗族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     

卫所、藩王与明清时期的宗族建构——以韶山毛氏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韶山毛氏家族的个案研究,揭示明清时期军户移民及其宗族的建构历程。韶山毛氏本为江西吉州的垛集军户,迁徙湖南之后又因藩王占田而促成家族内部的整合调整,最终形成"四大房"的发展格局。清代韶山毛氏的宗族组织化建设渐趋活跃,家族控产机构也逐渐由明代的庵宇过渡到清代的家庙与"公会",实现了家族产业的扩张与士族身份的转变。     

理学、商业与宗族——祁门韩楚二溪汪氏研究

祁门韩楚二溪汪氏为越国公汪华八子俊公支裔,为当地著姓望族。宋代以降,该宗族理学兴盛,经商风气盛行,乃至形成商贾世家。该宗族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理学名贤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是官府与民间社会互动的结果。宣统年间合修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中表现出来近代新式教育形式,男女平权观念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特征,集中体现了该宗族积极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     

从《红楼梦》看清代法制

<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以其讲述封建家族兴衰史为主旨,着意描绘了清代社会政治、文化、婚姻家庭等各个方面.从法律视角品读<红楼梦>,从小说情节中挖掘法律因素,结合清朝法律法规,分别从宗族制度、选官制度和司法制度三个角度考察小说章节,<红楼梦>这一文学巨著所反映的清代法制.     

公私观念下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古代“杀人无罪”为例

杀人者死是我国古代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基本原则。但很多情况下,杀人由于不具有实质违法性而不被认为是犯罪。在国家层面,政治治理、司法刑讯、捕盗、决罚中的杀人未必有罪;在家族层面,宗族执法、家长教令、部分尊长对卑幼的过失杀害中的杀人未必有罪;在个人层面,个人为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正当防卫、私人捕系,为宗族利益采取的复仇、维护尊长的正当防卫、家庭安全与财产的防卫,以及为个人利益的杀奸、杀婴、人相食等中的杀人未必有罪。从人命价值发展趋势来看,人命渐重;人命至重在古代是伪命题。受公私观念的影响,人命在国家及宗族利益之下,私要服从公;而宗族利益在与国家利益不绝对违背的情况下有一定存在空间,公对私又有所妥协。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赵犨兄弟与唐末陈州

赵犨兄弟与唐末陈州的关系是休戚与共的。赵犨兄弟据守陈州顽抗黄巢义军、抗击秦宗权势力之举,既保全了陈州,又是导致黄巢最后失败、秦宗权最终覆灭的重要因素。因此,陈州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忠武军的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亦先后继登将相,主政陈州。在其主政陈州的21年间,他们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促进了陈州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为朱温创建后梁基业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援助,其历史功绩应得到肯定。     

论肃亲王善耆的立宪实践活动

清末立宪是清政府自救的一次尝试。善耆忠于清王朝,积极推动立宪事业,对一些重要立宪事宜进行了详细规划,并支持在北京进行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革新人士的意愿和要求,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     

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际入北之萧梁皇族人物及其文化业绩

自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至隋唐之际,伴随着江左士人北徙的时代大潮,数十年间,萧梁皇族人物也间有北迁者,从而在北方诸政权中形成了萧梁皇族士人群体。萧梁皇族子弟多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致力于学术文化活动,从而推动了当时南学北输的进程,对南北文化的深入交融与整合具有深远的影响。     

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

元代后期的徽州出现了宗族观念兴起的趋势。它不仅体现在地方精英的言论中,也表现为家谱编纂的普及和祭祖方式的变化。它是有元一代理学在徽州深入传播和地方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元初对于科举的中止以及重视出身和注重功利的铨选方式,一方面产生了新的拥有世袭权力的地方豪强,另一方面也促使很多习儒者转而成为民间师儒,促进了理学的广泛传播,并使理学中独特的鬼神观广为人知,宗族观念也由此得到了内在的观念基础。而元代后期豪强世家对于理学的接受则最终刺激了理学社会化的实践。宗族观念在元代后期徽州的兴起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古地图:见证中国地理大发现——以中国的天文观测与地图测绘技术为依据

通过对《山海经》、《梁书·诸夷列传》等古籍记载的扶桑国、女国、毗骞国等古国地望的考证,以及对唐代《华夷图》、元代《东南海夷图》和《西南海夷图》、明代《内板山海舆地全图》及清代《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等古地图的地图投影方式进行研究,清晰再现了中国古代发现世界和测绘世界地图的历史脉络。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地理发现范围广阔、领先世界,在1375—1392年期间采用先进的横轴等距方位投影绘制了精确而完整的世界地图。从古地图中不仅破解了困扰地图学1000多年的谜题,而且见证了中国地理大发现——中国发现世界——并非传说。     

"寡人"意义考辨

“寡人”一词在古代注疏中一般都认为是君王用以自称的谦词,含有“少德之人”的含义。“寡人”在先秦典籍《左传》中,并不是一个自谦的词,而是一个能够标明诸侯的等级和特定身份即他的“嫡正”身份的一个词。也不含有“少德”之意,“少德”之意的注疏,是汉以后儒学占统治地位后,一些儒学大师以“温良恭俭让”为思维准则,主观臆断的结果。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秦末谋士范增劝项梁立楚后之评议

过去和现在的学者多认为,范增劝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为楚王是一个失误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此种观点值得商榷。范增此举,是在陈胜死后而赵、燕、魏、齐等四国贵族之后都被立为王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是对当时英雄达成的立六国后之共识的发扬和光大,是出于团结一切可以抗秦力量的需要,是顺应时势发展而要协调各路诸侯统一行动的需要。它坚定了“亡秦必楚”的信念,保证了反秦大业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其功不可没,所以范增不失为英雄豪杰。     

梁魏浮山堰事件始末及影响

为夺回北魏所占的寿阳,梁武帝下令筑造浮山堰,计划以水代兵。结果,堰体溃决,不仅不能克敌制胜,反而造成己方重大损失。梁武帝筑造浮山堰的原因在于夺回战略要地寿阳城的紧迫感和此前水攻战术成功的经验。浮山堰的溃决使淮南地区一蹶不振,也消耗了梁朝的国力。但这并没有使梁武帝警醒,他反而更加执着于以水代攻,筑堰围城。筑寒山堰的失败间接导致了侯景之乱和梁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