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中消费文化的呈现研究

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广州这座商业中心城市消费文化的繁荣。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经,以辛亥革命时期、民国前期、日伪统治时期、民国后期四个时期的重要商业报刊为节点,搭建一个考察民国时期广州商业报刊发展活动的经纬框架,探讨商业报刊通过新闻报道和广告等呈现出的广州市民消费文化、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等景观及相互间的互动关系。     

大数据时代的刑事领域被遗忘权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带来便利也带来信息失控的风险,从而必然产生对被遗忘权的需求,刑事领域也同样存在被遗忘权的适用空间。然而刑事领域的被遗忘权可能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开放、新闻自由、犯罪控制等法益产生冲突,面对冲突不同国家从立法到司法层面可能作出不同的选择。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了被遗忘权的适用情形及其限制条件,可以对刑事领域被遗忘权的边界确立提供参考。通过"申请+审查"的被遗忘权行使模式,可以解决其与公共安全、司法公正、人权保护等的矛盾。我国目前在司法中尚未承认被遗忘权,但刑事立法中已有被遗忘权的某些原始样态,可以在此基础上正式确立刑事领域被遗忘权并审慎地拓展其适用范围。     

妙峰山庙会与香会活动的当代意义

旧时妙峰山庙会是社会领域组织与运作的.20世纪初,妙峰山庙会和北京香会被定性为迷信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被取缔.20世纪70年代末,香会通过自我命名为"花会"转变为北京民俗文化的象征,依托民俗旅游的发展,北京香会和妙峰山庙会在改革开放后相继复兴.21世纪初,妙峰山庙会和北京香会相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国家权力在事实上承认了二者的主体地位.当代妙峰山庙会和北京香会的活动呈现出社会领域自主成长和有序协作的特征,展现了国家对社会领域自组织的接纳与认可.     

论光复会

光复会是我国二十世纪初一个极其活跃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建立后,光复会的领导人大多加入了同盟会,但光复会的组织并未因此取消,仍在继续活动。它对推进辛亥革命、结束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帝制,有过自己的独立贡献。民国诞生,光复会的领导陶成章被刺身亡,光复会不仅得不到尊重,反而受到压抑与排挤,不久也就消声匿迹,连光复会的会员也不敢承认自己有过这一段光荣历史。再加上以后掌权的国民党是从同盟会演化而来的,人     

试论商业标识冲突的成因及其后果

商业标识的权利冲突主要集中在商业标识之间及商业标识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上。商业标识权利冲突的成因主要有:相同或者近似的商业标识分别属于不同的商业主体,造成商业标识的识别功能丧失,冲突的商业标识权利由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商业标识的行政授权分属于不同国家机关。由于上述商业标识权利冲突造成了权利人的权益损害,一方从中获得不正当利益,并且会损害消费者利益等不良后果。     

论近代北京商业的特点

在近代北京的历史上,商业的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社会政治动荡、人口数量众多、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交织并存等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一时期的北京商业遵循着本地市场的发展规律,因应时势,创造出了独特的北京商业文化。本文以市场为研究对象,从市场环境、商人群体、营销风格、消费形态与品牌意识五个方面论述近代北京商业的特点。     

北京中央公园与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公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它为民国文人交流学术思想、建构文化沙龙提供了优越条件,又是民国文人发生浪漫情事、表达故园之思的寄情场所。由于文化立场不同,各类民国文人对于中央公园产生了不同的精神映像,从中可以透视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80后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有职业规划,求职途径较多为市场和政府,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职业稳定性较低;他们被侵权或自己感觉被侵权的比例更高,对相关劳动法规更了解,更有维权的勇气;个人消费水平高于80前农民工,网民比例高,业余生活娱乐休闲色彩浓厚;对社会的评价和认同度相对更高,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80后农民工向企业的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战,更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农民工在取得流动权、工作权以后,理应进一步取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论民国时期的北京商业铺保

本文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北京商业铺保档案的样本,初步分析了商业铺保的形式、责任及社会关系类型,不仅揭示了民国时期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北京城市流动人口与流动经济资源的运作方式,而且从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北京城市基层社会的生活结构。     

承认的社会构成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当代最受重视的社会理论之一。然而,在霍耐特援用米德的理论将承认概念加以社会理论化的工作中,没有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使得他的承认理论存在内在缺陷。对此,本文尝试进一步从社会互动的生成分析出发,探讨承认的社会构成。通过对承认的社会构成机制的分析,可以将承认明确定义为一种社会互动,其中,由于行动者因与其他行动者有相同、或被接受的观念与实践方式,故有可能被其他行动者同意该行动者的存在价值,使之能获得所需的社会行动的支持。一方面,霍耐特的理论内在缺陷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弥补;另一方面,经修补之后,也可望让承认理论为社会学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京味儿文化与电影

全球化浪潮下城市与城市之间越来越趋同,北京因其"京味儿"传统而易于被识别。电影作为当下最主要的艺术样式之一,不仅记录下北京的城市发展,也再现了"京味儿"文化的独特内涵和别样气质。电影通过对传统的北京民风俗韵、幽默的北京语言和独特的北京人物形象展示,不仅多面向勾绘和补充了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和想象,更对未来北京城市文化建构与认同提供了思路和可能。     

《北京女报》与清末北京女子教育初探

《北京女报》是清末北京地区第一家妇女报纸,宣扬"兴女学"和"女子平权",在北京地区有开通风气之功。该报既是清末北京女子教育发展的热情记录者,更是推动它发展的积极力量。但是该报以维护风俗名教为己任,固守性别伦理边界,在总体上又显得保守。     

警察与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以1901～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北京[1]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原有的治安管理体系几近瘫痪,城市秩序混乱。为稳定城市秩序,警察出现在市民生活中,具有现代社会治安管理职能的警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北京治安在政府、警察与民众的互动作用下,出现了一些好转,但其中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     

宣南文化与北京清末民初的报刊

北京的近代报刊出现较晚 ,辛亥革命后成为全国报刊发行中心之一。北京近代报刊的发行中心在宣南地区 ,尤其是以琉璃厂为中心的区域。这一分布特征的形成是受到清代形成的宣南士人文化的影响 ,是宣南文化的余波。其内容反映了北京官僚、知识阶层及民众的政治倾向。     

浅析近代北京慈善组织的救助效果

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在近代发生重大转型。对近代慈善组织的实际救助效果进行评判,不应仅据一时一事的具体效果,还应看其潜在的多重社会影响。本文以北京地区为例,从慈善组织的救助模式及其推广、救助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管理方式及其内在弊端等方面,对慈善组织的救助效果进行正反对比性简要分析。     

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农业政策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对农业政策进行了多项改革。土地政策方面考虑首都土地的长远发展,没收地主、富农土地收归国有,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富农的利益;建立了互助组,出现了土地不分红的高级社;在爱国增产、生产救灾以及农业税收、农业贸易等方面均制定了卓有成效的政策。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北京市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京师五城中学堂与清末中等教育近代化

五城中学堂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中学堂。西方国家是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中学"概念,而五城中学堂的鲜明特点是"概念先行",即在其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中学"这一概念。1901年～1912年期间,五城学堂建立之初在三级学制的建立、班级授课制、新课程设置方面对北京地区乃至全国中等教育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公园与民初北京社会

中央公园是北京城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中央公园接纳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大量内容,新与旧、中与西、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均在此有充分的呈现。可以说,中央公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史研究的模型,它见证了历史,也映射了民国初年北京社会的驳杂面相。     

近代北京警察生活之管窥

清末新政时期,近代警察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西方引入我国。伴随着警政建设的发展,近代警察职业群体出现于市民社会中,他们在城市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是近代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对近代北京警察生活的探析,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全国警察群体生活的大致概况,也由此可以反映出中国近代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     

我国社区矫正京沪模式的比较分析与选择

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北京模式和上海模式对全国的影响最大,也较成熟。其中,北京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上海模式则偏重社会力量的参与。本文通过借鉴国外社区矫正的特色模式,建议我国创新"1+X"模式,在县级行政区划内打破行政界域,由司法行政机构实施社区刑罚执行权,矫正中的帮扶行为则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第三部门具体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