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文学消费神话的符号学解读

巴特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出发,"即任何符号学都要在能指和所指这两项之间设定一种关系"来建构他的符号学理论。他认为神话是一种符号学系统的神话,强调神话的意指功能及其特征。以此考察中国当下文学,便可发现诸多文学神话的消费性质。这正印证了当代文坛的现实境况,在热闹喧嚣的文学市场背后是优秀作品甚少的冷清文坛,故而这是一个需要创造文学神话的时代。     

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解放,苏俄文艺符号学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出现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变形有着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社会背景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俄罗斯民族宗教的“聚和”传统和中国文化的“聚合”思想所产生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学界强调苏俄文艺符号学各流派之间的统一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对“整体性”的把握也使得学界对苏俄文艺符号学的理解出现了强化规律性、消解多元性的变形.然而,随着苏俄文艺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学术视野的逐渐拓宽,中国学者不再一味地被动阐释和接受,转而在方法论方面创造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改造.     

解神话的可能性——《神话》一书中符号学与意识形态理论的冲突及启示

在《神话》一书中 ,巴特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引入符号学研究中 ,试图将符号学与社会历史统一起来 ,从而对大众文化的神话性进行消解。但这就使得神话无法形成一个自足的体系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符号学的基本思路 ,并导致体系内部的矛盾。巴特用符号学思想来揭示大众文化 ,这不仅是语言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 ,因而他面对着一个从语言、神话系统向社会现实过渡的问题。因而需对“意识形态”和“语言系统”加以重新考察 ,找到这两者共同的根据 ,从而将这两个不同系统中的概念纳入一体中去。     

符号与意义——巴特符号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

罗兰@巴特执著于语言却屡遭语言学界排斥,他对语言学的运用也被视为对语言学的曲解.但正是这种误读产生的新质,使符号学从语言学中独立出来.巴特对现代语言学的"歪曲"和"改造"有四个方面1.重新确立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2.为意义正名;3.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复杂化;4.语言学模式与文学要素的结合.     

符号与意义--巴特符号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比较研究

罗兰·巴特执著于语言却屡遭语言学界排斥 ,他对语言学的运用也被视为对语言学的曲解。但正是这种误读产生的新质 ,使符号学从语言学中独立出来。巴特对现代语言学的“歪曲”和“改造”有四个方面 :一、重新确立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 ;二、为意义正名 ;三、能指与所指关系的复杂化 ;四、语言学模式与文学要素的结合。     

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尤里·洛特曼

尤里·洛特曼是享誉世界的符号学大师,也是一位以俄罗斯文学史为专业的语文学家,主要研究兴趣在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本文尝试重新界定洛特曼的学术生产力,进而重新评估他在国际学术图谱,尤其在文学研究图谱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文章从六个方面探讨洛特曼学术生涯中文学研究和符号学研究的内在联系：1.协同效应、综合知识和模式的影响力;2.文化史的灵活语境;3.方法论意义的部分-整体关系：渐进螺旋式阅读;4.文学符号学的内在开放性;5.跨界的创造本质;6.文本边界倍增和描写。总体看来,洛特曼的比较文学学与符号学相互促进。应重建洛特曼学术影响的国际接受史,展示其学术影响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表现出的受限性和不均匀性。     

呼唤火凤凰的重生

近十年来,符号学研究在我国已成为许多人涉猎的对象。但总的说来,我们的研究视野仍嫌偏窄,论域也较少开拓创新,成果零散而不系统,往往不能反映国际上学术同行在现时代条件下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李幼蒸先生的《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的问世,不仅改变了以往我国符号学研究的落后状态,而且显示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真正实力和学术水平。 《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运思气度恢宏是其第一个特征。所谓运思,主要是指作者在建构自己学术思想体系时所采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于如何展开自己的思想体系,李先生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大场景远观与逐人、逐国、逐派别逼近考察相结合的方法与原则。     

符号学肉身化：生态符号学中的身体物质性问题

生态符号学关注身体在环境与文学中的意义生成,重新阐释了符号学的肉身化问题。在内符号过程中,生态符号学真正意义上在身体的上下居间还原中重新界定了“符号自我”。身体在外部环境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经“非语言建模”使得物质实现符号化。处于“自然文本”系统中的身体连结语言内外的世界,且经语言的调停与过滤呈现非在场的符号张力。生态符号学所阐释的身体物质性极具结构主义,是生物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杂糅化的结果。     

所指/能指的符号学批判:从索绪尔到解构主义

索绪尔的所指/能指图式建立起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引起解构主义学者的发难。解构主义提出能指的漂移等话语,把文本视为一场能指的自由嬉戏。能指互相指涉,意义不断地被后移,从而否认文本有确定的意义以及稳固的结构。解构主义展开的符号学批判,将文本带入到一个无尽的开放性和永恒的运动中。然而对所指/能指的解构并不意味着解构主义站在了无可争议的位置,我们必须对此作出深入的理解。     

符号学全球化和跨文化符号学的认识论意义——朝向人类理论实践的一个全球新启蒙时代

一般符号学可被视为学术知识的再组织者,也可视为对以下三个文化区域内人文学话语进行再调整的总观点、总展望:即西方传统,非西方传统,以及全球跨文化学术领域。此观点不基于现行符号学职业实况,而是基于如何最好地利用符号学名称来最好地推进人文科学的进展,因此跨文化的或国际性的符号学,将参照人文科学全体的演变情境加以定位。为此,符号学首先应对导致学科分隔过严的现行全球人文科学制度进行检讨。这是今日理论符号学的主要任务所在。任何按照学科制度组织的知识成果,当然都是主要的知识来源,但这些知识结论多相关于具体学科结构的前提条件和运作框架;换言之,学科成果的运用价值,也是受到此学科结构性条件的限制的。如果将按学科本位产生的结论超越其学科制度条件加以扩大运用,就不免会引生不当结论。而这正是今日人文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符号学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比较的和跨学科的研究来重新检讨学科中心主义带来的认知限制。换言之,符号学有助于通过分析的和综合的方式来解剖和重估学科制度内的学术产品。本文作者认为,人类面临着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一种科学启蒙时代的必要性。而符号学,在象征的意义上,正被“要求”领导此全球化学术的运动。②存在有两类不同的知识概念:知识内容和对知识内容的使用。如果说一般科学学科关系于前者,那么一般符号学就关系于后者。     

“解构”与“解构主义”之辨

半个世纪以来风靡全球的解构主义已不再是新鲜术语,人们对其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但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从学理的层面上厘清“解构”与“解构主义”之间的区别。因为“解构”是一种策略,“解构主义”则是一种唯“解构策略”至上的理论,“解构”与“解构主义”不仅思想指向各不相同,而且也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法“本质”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法。把握了“解构”与“解构主义”在具体内涵、思想方法上的不同有利于正确认识它们各自的学术价值。     

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

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将其对遵循不同传统的符号学的理解应用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再现理论等符号学的阐释和应用,体现出对符号学方法应用的多元性及态度的复杂性.梳理霍尔符号学思想,并对其符号学实践进行分析,对于阐明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仁学人本主义伦理学与人文科学的符号学方向——论南京“世界符号学大会”的意义

由国际符号学学会主办的"第11届世界符号学大会"2012年10月5～9日在南京师范大学隆重召开,这是世界符号学大会首次移师亚洲。本次大会筹备会顾问、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李幼蒸先生在会上作了主题讲演并致闭幕词。众所周知,李幼蒸先生从事符号学研究三十余年,相关著译甚夥,对于符号学在中国及世界华文文化圈的引介与推广,对于加深汉语学界对西方哲学与中西文化的理解与研究,均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深刻反思以哲学为中心的基本教义主义的限制性与排他性的基础上,李幼蒸先生完成了其学术思想的第一次转向——从哲学转向更为完整的、立基于机构性泛语意分析、以跨学科为导向的符号学理论。近年来,李幼蒸先生将其研究视角扩展到当代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从而开启了他研究思路的第二次转向:由学术体制内泛语意分析跨步迈向以人为本的伦理学。这种新人本主义伦理学强调知识分子对增进人类福祉的社会责任,试图促成一种历史上有效的主体伦理学的现代化复兴。本文即系李幼蒸先生根据会议讲演稿及闭幕式致词整理而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在符号学研究方面的最新思考,阐释了他有关符号学对于推动中国人文科学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刊发此文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符号学研究,对于促进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均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论新闻符号学的理论建构

时至今日,新闻学理论对自身性质、范畴等相关的基础理论因素尚无清晰认识,而符号学方法和形式革命性的创新,使新闻学具备独立自足的人文科学或门类学科所需的充足理论基础在今日成为可能.但是,"新闻符号学"混沌不清的研究现状,既模糊了新闻符号学本身的定性和路径,又模糊了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新闻符号学的建构将具有重大意义.其研究部类,主要包括"(新闻)一般符号学"研究、"新闻符号学基本概念"研究、"新闻意识形态学"研究、"新闻叙事学"研究、"新闻修辞学"研究、"新闻形式分析和内容分析"等六大部分.     

符号学视域中的隐喻研究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内外学术界掀起了隐喻研究的热潮,语言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其它相关领域的学者都纷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隐喻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大大加深了人们对隐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审视不同研究方向上所取得的成果。本文将符号学作为一种元学科的分析视角,结合隐喻研究的历史变迁和发展现状,探讨在符号学的基本框架中把握当前隐喻研究的大体形态和趋势。     

艾柯“十大代码”理论的读解与批判——电影符号学理论阐释

电影作为工业时代最典型的艺术形式,其越来越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早已到了不容人们不重视它的程度.而对于电影的理论研究,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也终于告别了它的古典时期而以成熟的理论形态进入了现代阶段,其标志就是电影符号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通常所谓的经典电影理论主要是指以爱森斯坦为代表的蒙太奇电影理论和以巴赞为代表的纪实主义电影理论;而所谓的现代电影理论则主要就是指这种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电影理论.由于在电影理论研究中符号学的比重更大,又由于结构主义对于电影研究的影响也主要是在其方法论的方面,所以人们通常只用“电影符号学”或“符号学的电影理论”来泛指这一类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当代电影美学理沦.     

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转向

捷克斯洛伐克最早在世界范围内开启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研究之路,并在研究上呈现两种不同的研究维度:"从结构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和"从马克思主义关注结构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穆卡若夫斯基为代表的捷克布拉格学派,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改造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开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先声,走出了一条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施陶尔、科西克、斯维塔克、希穆涅克为代表的新一代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再度开启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新一轮转向,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研究之路。     

皮尔士符号学观照下的三位一体翻译观

翻译研究经历过的三种主流研究范式(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都未能真正揭示翻译这种交际行为的生命力.皮尔士符号学中"符号-对象-解释项"三位一体的合同性指号模式对翻译研究有着重大启示:它使研究者克服了以往三种范式对符号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的分别偏颇.我们也由此认识到翻译在共识性真理观下的阐释多样性,即翻译在维持其本体的前提下焕发的勃勃生机,从而"还翻译以生命".     

符号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

符号学虽然是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中成形较晚的学科,但中国古代哲学中已有较为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加强符号学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哲学研究的精确化和科学化。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研究,同时符号学研究也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文化产业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即符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商品符号的分析入手。符号学即意义学,我们所处的意义世界就是由符号构成,文化则是意义活动的集合。符号学以形式论切入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批判,马克思主义本身则内含了符号学批判的维度,两者的接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延续马克思相关论述而来,并在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不同路径,其中都包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内核以及符号学的思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域下审视这些思想,我们将能够更好地看到文化产业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未来朝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