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学研究

本文通过对近代西方汉学的发展及国人对汉学的研究,以期说明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学者对汉学的认识与借鉴,不仅在本土对象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斩获,而且也对汉学的发展有所帮助与促进。在这种双重互动往复中,推动了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共同发展。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影响

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概况,探讨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为西方的汉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晚清英国传教士赫真信与《孔子家语》译介

近代来华传教士赫真信对《孔子家语》的译介,在中国儒学西传史与西方汉学史的双向轨迹中具有重要意义。赫真信译本是西方汉学史上相对完整的《孔子家语》英文翻译文本,它所使用的注释亦基本代表了当时传教士的汉学研究特点,侧面体现出他们从传教士向早期汉学家的身份过渡与变化。     

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进展,是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的重要转变与最重大提升的标志之一。本文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原则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用学术史的方法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将比较文化的方法作为分析的理论,开辟对西方文化史中的东方因素的研究,并通过对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揭示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     

王国维传介西方伦理学述评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师,他在20世纪初期,通过翻译西学著作、撰写学术文章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对西方伦理学基本理论、近代资产阶级伦理学主要是英国资产阶级伦理学以及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伦理学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传播、介绍。同时又在研究、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重学术、轻政治,博观约取、心仪康叔,贯通中西、长于比较的治学特点,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中国近代伦理学史上睿智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西方驻华外交官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认识与研究

晚清时期西方驻华外交官是19世纪西方学习、研究和应用汉语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自己的实际经验发现了欧洲经院派汉学家在研究汉语时对当时书面语的忽视,进而提出文件体书面语的概念。以英国驻华外交官密迪乐、威妥玛以及德国外交官夏德为代表的西方人致力于对·文件体书面语的教学与研究。他们开创了近代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全新模式。文章从美国及加拿大图书馆所保存的密迪乐、威妥玛以及夏德关于文件体书面语的专著、教材和工具书入手,围绕晚清时期西方驻华外交官对文件体书面语所展开的教学及推广情况,从一个特殊角度再现近代西方人特别是驻华外交官员学习和研究汉语的历史原貌。     

刘师培与近代诸子学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一位颇有争议的学者,因政治上的失足而使其学术成就湮没不彰。本 文旨在考察刘师培在先秦诸子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并且探讨刘师培治学方向 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刘师培诸子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开创了 新的学术史体例,并且身体力行著有近代学术史力作《周末学术史序》;开中国近代实事求 是研究孔子之先风;刘师培还是中国近代完全应用西学探讨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同时他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整理研究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因此,无视刘师培在近代诸子学 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学术贡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美国汉学界区域史、地方史研究的兴起——以学术地缘化研究为例

随着世界近代体系的形成,西方学界普遍兴起运用民族国家等概念和地方性经验来分析社会构成和历史发展特色。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提出了"中国中心观",反对以往的"欧洲中心论",尝试进入中国的细部,从而使区域史、地方史研究开始流行。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来看,普世性原则与文化相对论一直是纠缠不清的两极,而海外汉学始终不得不在这两极间寻求危险的平衡,毕竟西方的理论框架进入中国研究中既有它可资借鉴之处,又可能会产生隔靴搔痒、挂一漏万的尴尬。"学术地缘化研究"现象在思想文化研究中的利弊得失,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研究的复杂性并促使我们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时的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一部重要力作——评阎国栋著《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正>海外汉学,顾名思义,就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所作出的研究。他们运用西方的理论和学说,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见解,对我国文化学说进行研究。阎国栋教授著的《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就是这样一本书,他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客观的立场,由中俄文化交流开始,引发了俄罗斯对汉学研究的开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是学术丛书《列国汉学史书系》中的一部,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系我国学术史上第一套汉学史书系。该书由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汇集了一批既谙熟外语,又具有     

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

“概念史”是伴随“语言学转向”而在德国兴起的一种史学类型和跨学科研究领域.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概念史手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逐渐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总体而言,概念史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身份未明、时代未定、平台未建的起步阶段,有志者当从系统译介德国概念史成果、组建概念史合作研究团队、出版概念史研究集刊和丛书等方面继续努力.     

“汉学”正名

在汉学与汉学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大有演变为“显学”之时 ,国内学术界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却颇多争议。在中国学术史上 ,汉学包括三种含义 :与“蕃学”相对的汉民族或中原地区文化 ;与“宋学”相对 ,反对空谈义理、注重朴实的学术流派 ;英语Sinology的意译 ,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对其第三点含义 ,争议最多。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反复掂量中 ,还是让人感觉到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些。     

姚名达的治学道路和在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

姚名达治学道路可分为三个时期:清华研究院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海时期,主要从事目录学研究;江西泰和国立中正大学时期,主要从事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目录学研究中,他初步建立近代目录学知识框架和学术体系。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全面开展章学诚史学研究,撰写了中国史学家系列年谱丛书,开创了史理学新学科,成就颇著。     

晚清来华德国人的中医典籍译介及其学术影响

晚清时期,来华德国人不仅把西方现代医学引入了中国,也向德国传播了中国医学。他们在写作有关中医作品的过程中,还对中医典籍进行了译介。这其中既有对中医典籍的直接翻译,也包含对中医典籍的介绍与解读。通过这些中医典籍译介,中医基础理论、专科疗法以及文化传统被引入德国,不仅促进了中医的西传,还对德国的中医研究、热带医学以及汉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重建与解释: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述评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忽略了近代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本文认为,丁韪良从包括进化论史现在内的当时西方主流历史哲学出发,在梳理和总结传统中国史学缺点的基础上,对重建和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在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分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和建设性的见解,开创了近代以来中西重建中国"大历史"的先河,是梁启超"新史学"和蒋廷黻、费正清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声.本文在充分肯定丁韪良对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划时代贡献的同时,也对其西方中心论和神学目的论提出了批评.     

论花之安的教育观和宗教文化观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是鸦片战争后来华的著名汉学家。他撰写的大量汉学著述,体现了鲜明的教育观和宗教文化观。其汉学著述体现出精湛的学术功底与严谨的治学风范,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何处的汉学?怎样的慌张?——讨论西方汉学的基本角度与立场

西方汉学尤其是美国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今天,讨论这样的冲击必须首先追问:我们所讨论的对象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作为中国学人的我们,在面对这些"异质"话语之时,又该持有怎样的心态.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最终保证中外学术对话的有效性.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