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当前西藏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要缩小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根本上应改变“重城轻乡”的思想观念。在西藏城乡经济共同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财政政策、收入分配制度、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体制、产业政策、教育政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配套的公共政策来提高农牧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筹西藏城乡协调发展。     

政府政策与区域经济差距的新经济地理学思考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与政府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区域发展政策中,不同的政策都会影响要素在区际间流动的方向,也会形成经济分散与集聚的力量.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无一不强调集聚与分散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历史发展和地区实践看,区域发展政策的差异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分散与集聚的力量,进而带来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巨大的影响.要缩小区域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必须灵活运用各种政策手段进行干预以缓解仅仅由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税政策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城乡分治的经济政策,财政对城乡投入存在差异,再加上农产品价格下跌,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回落等因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日渐扩大,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寻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税政策,关键在于采取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财税政策。     

产业空间分布、收入差异和政府的有效调控——三论区域协调发展

市场力作用下的产业配置强调市场规模,当某一区域的市场规模较大时,产业份额也就较大,因而提高产业份额较大区域的收入水平,降低产业份额较少区域的收入水平。当初始产业分布不均衡时,如果产业分布趋向于更加不平衡,则损失者的福利损失大于获益者的福利增加,加剧区际人际收入差距,如果产业分布趋向于平衡,则获益者的福利增加大于损失者的福利损失,可以缩小区际人际收入差距。然而无法改变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产业分布格局的情况下,市场配置只能加大区际收入差距。如果政府进行有效调控,消除市场扭曲现象,则可以提高总体福利水平,此时的产业配置强调人口规模,人口规模较大区域应拥有较大份额的产业,这种产业分布可以缩小区际和人际的收入差距。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必须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保护合理竞争,尽可能消除市场的扭曲;对市场规模较小的欠发达地区应实行区别于发达地区的一些特殊政策,尽可能使得欠发达地区拥有一定份额的产业。     

劳动力流动与区域收入差距: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范式下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劳动力迁移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到新经济地理学的演变过程和演变特征,进而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两种理论范式总结了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实证经验。对比发现,在这两种范式下,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不同,前者强调劳动力通过影响迁出(入)地收入水平、各地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以及边际生产力达到缓解区域收入不平等的条件收敛机制,而后者认为,劳动力流动会导致产业集聚的"中心—外围"均衡格局,从而拉大中心与外围区域的收入差距。此外,两种研究范式在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方面也各异,对待劳动力与区域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不同。     

服务贸易、技术进步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是密不可分。而伴随着服务贸易的发展,技术的模仿、技术的引入以及技术外溢,也使得我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水平与服务贸易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服务贸易的发展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其途径包括：（1）服务贸易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使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高,人均收入也随之提高;（2）服务贸易带来的技术进步并非是完全中性的,有可能出现偏向性的技术进步,这会使不同部门对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导致高人力资本劳动力和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差距拉大。可见,贸易开放能够通过非中性的技术进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     

通货膨胀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法

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实证考察通货膨胀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当年通货膨胀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的特点.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可以采取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加大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方式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要抑制通货膨胀过快地增长或下降.     

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关系分析——以甘、青、宁经济区为例

以甘肃、宁夏、青海三省1990～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泰尔指数对由该三省组成的经济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算,并验证该经济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倒"U"关系,结果显示,该经济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其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存在周期性的倒"U"关系,进而得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开始阶段是以城乡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为代价的,随着调控措施的干预,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差距相对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

中国在2010年迈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历史经验表明,绝大部分经济体会在这一发展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以东亚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并通过对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分析和阐明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动态地满足这些条件。     

“包容性增长”的学源基础、理论框架及其政策指向

包容性增长作为一种新的增长理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以及现代人们对传统经济增长观的认识与反思,都为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源基础,而收入差距过大、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以及增长价值观的紊乱等构成了包容性增长提出的现实背景。包容性增长的内涵是多元的,其理论框架除了注重通过共同参与消除或缓解贫困外,还应包括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重构经济增长价值观等内容。倡导包容性增长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平等发展、代际间公平发展以及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等目标。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

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步入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只有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阶段。我国长期粗放型发展,造成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矫正结构失衡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消费率、城镇化率和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而基尼系数则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十二五”期间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选择

利用外资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主渠道之一,十二五期间,中国利用外资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几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引资竞争的加剧,国际资本将出现新的特点和趋势。按照WTO的多边贸易规则和中国的承诺,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进一步和世界接轨,中国利用外资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策过程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是作者王珂所撰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这部著作第lO章的标题(该专著200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副教授。他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班，1989年4月东渡日本     

“效率与公平”——谈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的解决对策

客观数据显示 ,近些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 ,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也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居民收入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行业差别 ,而各种非正常收入的存在则使贫富差距更为悬殊。本文在“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前提下 ,提出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几点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训的再解释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中消费性公共支出不合时宜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称之为"福利赶超"。严重收入和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主导因素,部门和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割裂加剧了社会冲突,进而吸附绝大部分社会公共支出到非生产性领域。制度改革迟滞或缺失导致经济发展陷入要素市场机制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收入平均分配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难冲突恶化了经济政策的制定,使得经济发展陷入"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机会不等与“二代”收入差距——基于不平等指数和固定效应模型的边界测算

“二代”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由个体负责因素造成的,可称之为公平合理的收入差距;二是由于环境变量差异或机会不等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机会不等对“二代”收入差距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1989-2009),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测算机会不等对收入差距影响的上限,结果表明,户籍对“二代”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父辈收入和教育水平.将个体固定因子估计值作为“环境变量”的全集,发现机会不等对“二代”收入差距的影响上限为34.8％,远高于16％的下限边界.由于机会不等导致的收入差距最容易触发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考量,因此制定社会政策,首先应该明确“个体自身努力”和“机会不等”在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例,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阶段坚固的代际壁垒需要政府在积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逐步推进以机会均等为导向的个税改革,并积极构建有利于儿童平等发展的家庭政策.     

我国“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成本-效益测度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未来生育政策建议方案。以及不同生育水平下的人口的预测和分析表明,实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未来几十年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拉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     

“9·11”事件后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政策及其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亚地区在美国战略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9·1”事件后，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政策有两个基本目标实现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阿富汗未来政权。美国的政策将产生长期的影响，不仅导致美国力量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主导阿富汗未来的政治发展，而且对美俄关系和中国国家安全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国家认同的文化民生建设政策——基于“青海哈萨克”定居政策的实证研究

文化民生政策指谓文化层面的人民生计,"青海哈萨克"是生活在青海省境内的哈萨克人的特殊指称。为解决"青海哈萨克"族群位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政府以系列文化民生建设政策将其安置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马海村。本文以观察体验和问卷访谈的方法,实证"青海哈萨克"对系列文化民生建设政策的感知和体认,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并以互相决定的反身抽象,探讨"定居"政策的内容系统、作用的关系系统和演进的向度系统,阐发目标与具象的内容,情感性、利益性与价值性的关系,文化-民族认同、政治-国家认同与政党-道路认同的向度,聚焦政策的意态刻写和物态实践在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的"连续更新"与"自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