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及完善策略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汇总数据,可以对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主要分析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状况特别是存在的问题作出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制度建设上,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当务之急是根据社会现阶段所能提供的各种实际条件,构建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的过渡模式.在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的政策选择上,一是全面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险的覆盖水平;二是加大对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实施力度;三是重点关注社会保险水平较低的残疾类型及青年和高龄残疾人;四是推动各地区残疾人社会保险均衡发展;五是加快农村地区社会保险制度建设.     

完善广东社会保险制度刍议

社会保险制度是现代化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配套工程。广东要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本文论述了广东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了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的思路。     

社会保险降费问题研究:政策变迁、新政绩效与改革建议

2019年4月出台的综合降费新政是我国降费力度最大、调整范围最广、统筹力度最强的社保降费政策,在切实有效减负、精准回应社会期待的同时,也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深化改革起到了助推作用。适度降低费率是与宏观经济趋势和制度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但将其作为一项应对经济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逻辑。降费后基金收入增幅回落,基金自我平衡压力增大。降费效果因地区、行业、企业而异,征缴体制改革推进难度加大,部分企业的政策依赖性更强。老龄化和降费率的双重压力倒逼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参数改革和结构性改革。为增强制度抗风险能力,应尽快明确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路线图,加大公共财政补贴力度,将弥补"当期缺口"与备战"长期缺口"相结合。同时,合理引导企业预期,客观看待缴费成本;坚持推进征缴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依法合规征缴目标。     

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

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三项改革要在今后十年内放在重要位置,一是住房制度改革,二是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三是医疗制度改革。这三项改革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试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正在和将持续经历的经济-社会过程,以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可能滋生经济-社会问题.面对新的经济-社会问题,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是十分必要的.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是积极的社会政策和积极地实施社会政策的结合,它有补救性、及时性、有效性、人文性、发展性等特征.要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需要顶层设计和综合实施社会政策,利用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防止相对剥夺感的聚集,将救助保障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     

需求导向抑或结构制约——中国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回顾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青年型或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的一种社会政策上的回应。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来看，建国以来中国养老服务政策的形成与变迁，在对养老服务需求做出回应的同时，更受制于更大的宏观制度结构，受到不同发展时期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国家发展社会福利的基本理念、经济社会管理模式以及社会福利治理模式等制度环境要素的制约，这些制度环境要素是决定养老服务政策变迁的关键变量。这也表明，养老服务政策要能够有效回应社会的需求，需要一个合适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个人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在服务提供上协同发挥作用，更需要政府在服务的筹资、整合和监管上起到主导作用。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要真正迈向一个基于公民权利导向的社会政策时代。     

走向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2003年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新发展

2003年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领域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措施与项目,形成了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伴随着医疗保障、养老保障领域新项目的开辟与试点,我国社会政策体系正在从一个基于城市正规就业的社会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向基于缴费的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转变.合作保险型社会政策体系的建立大大扩展了中国公民的社会权利,但也存在着碎片化加剧、阶层分化扩大以及对个体稳定收入有较强依赖等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社会和谐视野下的社会政策制度功能探析

社会和谐的本质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和帮助。社会政策制度作为一种再分配机制,能够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最直接的手段是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直接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物质性或非物质性救助,成为实现社会和谐的制度基础。社会政策是弱势群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社会政策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减压阀,社会政策是市场化运作机制的补充。     

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法理基础与进路选择

社会保险费率因应经济形势、人口结构和就业形式变化适时调整是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理性选择和社会保险机理运作的积极回应。社会保险费率的政策性调整会模糊社会保险财务自主的边界,会淡化社会保险人的权利内容,影响代际公平和制度的可持续性。在民生保障凸显重要的当下中国,有必要使社会保险费率调整回归制度本质,依循法治之道,助推社会保险法治之行。是故,社会保险费率调整应做到:一是明确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权利主体是立法机关,待条件成熟后调适为依法定要件自动调整,并授权中央政府发布;二是依据利益关系人参与机制和指数化的动态调整机制确定社会保险费率调整的幅度和频率;三是类型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对应建立适宜的补缺机制。     

中国城市低保政策评析--以辽宁省的个案研究为例

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的形势发展需要,进入新世纪,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无论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看,还是与国际经验相比较,低保制度都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可信赖的制度。它以明智的混合目标机制,为适应中国多变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种制度弹性。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城市低保制度充分发挥了其“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的特点。这表现在其一,弥补了“社会保险”和“就业与再就业”政策的不足。其二,达到了解决城市低保对象生活困难这一最直接的“民生”目标。但是,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当社会各界对这项制度寄予的期望越来越高时,我们应该联系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及这项制度本身的特点,参考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城市低保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分析和研究。通过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虽然城市低保制度确实是中国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发展得最好的,也是最与国际接轨的,但是,这项制度在发展了十余年后,可能被开发的内蕴几乎都已经被开发出来,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接近极限。由于城市低保制度或社会救助本身“先天”的不足,要想继续向前迈进,就需要寻找一种能符合新世纪国际国内新环境的新的发展思路。上世纪末在世界流行开来的代表新思维的新概念——“可持续生计”和“资产建设”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如果将“可持续生计”和“资产建设”这两个概念综合起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思维方式,也许在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出一个适应21世纪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崭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来。     

我国耕地保护的效果与其提升对策探讨

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提出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等重要耕地保护政策,对遏制耕地锐减态势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耕地质量也出现了总体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是缺乏真正的耕地保护执行主体,二是耕地保护的外部性未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为此,要从营造全社会参与耕地保护氛围、充分调动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强化耕地保护社会化扶持力度、正确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关系四方面强化我国的耕地保护政策。     

台湾地区的社会保障行政制度

社会保障行政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三部分组成。逐一评述我国台湾地区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其中重点阐述社会保险制度,并与我国大陆的相关制度加以对比。在此基础上,探求台湾地区的社会保障行政制度可资借鉴的经验,具体而言,包括:社会保障行政制度"立法先行";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履行保障人权的国际义务;社会保险从"综合性"逐步向"单一性"转变;提高社会保障领域立法的层次和适时调整社会保障政策。     

我国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点从社会保险转向了针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不仅为城乡贫困人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对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迅速推开,这些制度在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开始暴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几个问题包括:贫困人口的瞄准机制;保障标准低与"福利依赖"以及边缘贫困人群问题。为克服这些问题,要积极探索实施适度普惠型福利的可能性,同时要加强对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提供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低保救助制度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发挥满足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存在着“低保养懒汉”、“一保永逸”等诸多弊端.本文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对现行的低保救助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发展型低保救助制度的政策目标进行重构,提出建立和完善发展型低保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议.     

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之社会改革的三重意蕴

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以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导向,宣告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全面开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将在社会政策、社会结构、制度架构三个层面表征其必然展开的三重意蕴：在社会政策层面表现为以分配结构的矫正推进内需型社会的建设,以民生事业的发展解决经济主义带来的问题,培育维护稳定的社会力量,实现主流核心价值的重塑;在社会结构层面表现为推进现代性的构建,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合理边界和良善格局;在制度架构层面表现为保障人民平等的民生权利和人格尊严,以平等权利塑造人民的主体地位,从而为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作为社会治理的社会政策实施：技术理性与政治实践的结合

社会政策是政府为解决特定社会问题而制定的短期与长期措施,它既具有修复性,也具有发展性,前者促成了社会系统功能与秩序的恢复,而后者则可能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制定与落实社会政策的力度,围绕建设和谐社会与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服务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从理论上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政策实践中的制度设计、行动逻辑及限制,重点需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理解有效的社会政策实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第二,社会政策实施中的技术理性与政策实践对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第三,探讨在当前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加强社会政策实施的主要制度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和政策落实的实践机制。     

中国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的社会化运作机制探讨

社会养老是养老的最高目标。在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供养问题是养老的核心问题。实现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社会化是农村养老最终走向社会养老的关键环节。本文研究认为,免除各种农业税,改征社会保险税可以扩大农村社会保障基础,为农村养老社会化创造条件;把养老金投保匹配制度、以土地换低保制度、子女社会养老金制度三项彼此互补的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推进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的社会化进程。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转型及其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集中表现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形成和实践上。这种理论同剩余型模式与制度型模式的区别在于,它促进了“生产性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干预。发展型社会政策结合经济议题,力图通过协调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来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若干实际的社会投资策略和资产建设策略,实现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再分配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受助者能力、扩大经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方法,这使发展型社会政策明显有别于福利领域的其他方法。中国正力图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处于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反思时期,社会政策的作用凸现。怎样在“社会转型”与“全球化”双重叠加的背景下,发挥社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的功能,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点政策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中国的启示意义是:(1)要重新重视和确立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角色;(2)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安排上要具备长远性、战略性眼光。     

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社会质量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研究的新理论,它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我国推进社会政策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社会质量这一理论视角,我国的社会政策建设必须以提升社会质量为出发点,为建设可持续型福利社会这一目标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坚持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设计理念,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融合、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提升我国的社会质量。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险体系

在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深化,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险制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但要有独立的主体、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而且必须要有健全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这已成为大多数人们的共识。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同时,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险制度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