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史载徐"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宫体",非宫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庾体"可知徐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方言入诗的书写形式与语言试验

中国方块汉字是声音与意义的统一体,是中国历史演变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汉语文学书写工具。声音永远走在文字的前面,晚清以来白话新诗在靠近言文合一方面进步显著,但也难以真正一致。如何在新诗中书写和呈现现代口语,仍是诗人们面临的书写难题。方言入诗作为现代新诗贴近口语化的尝试,在语汇与句式上都有不同诗人群体的探索,具有地域方言的语汇和句式成为不同类型方言诗歌可供辩认的有效标识。为了便于普及化和经典化,不同版本给方言诗歌添加注释,形成了方言入诗特定的版本注释文化。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论萧纲“文章且须放荡”说对宫体诗创作的影响

萧纲“文章且须放荡”说的提出既有当时文学思潮的冲击,又与萧氏兄弟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阐释密切相关。这一理论影响着齐梁诗人的诗歌创作,促使宫体诗创作成为文坛潮流,在艺术上也代表着诗歌发展的方向。     

六七十年代诗歌语言的口语化特点探析——兼及现代诗歌的口语入诗问题

六七十年代诗歌中,俗字俗语的使用,语法句法的循规蹈矩,口语语体以及在辞格的运用上的不均衡现象共同构成语言的口语化特点。这种口语化特点适应了传递信息的基本功用,但与诗歌自身所需求的"诗家语"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如何使日常口语更好地转化为"诗家语"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从“诗人之诗”到“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北宋边塞诗的唐音延续与宋调新声

南宋降至明清,诗论家先后以诗人之诗、文人之诗、才人之诗、学人之诗为标尺,在意境韵致、诗文融通、议论才情、学识思想等方面探讨唐宋诗歌的审美差异。就边塞诗而言,唐代边塞诗常常借助奇绝壮丽的风光、生动鲜活的形象、意象密集的画面,营造深邃感人的意境,传递慷慨悲壮的情怀,呈现出"诗人之诗"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北宋边塞诗在乐府边塞诗与宋初边塞诗中流露唐音遗韵;另一方面,在复合人才的多重身份、多事尚论的时代土壤、以文为诗的观念技法等因素的推助之下,北宋边塞诗由主情尚虚转向主理务实,由情景交融走向情事交融、情理交融、情论交融,逐渐确立了"学人之诗"与"才人之诗"的宋调新声。这一转变,在庆历前后初具气象,在元祐前后渐臻辉煌,承载着北宋诗家对边防经略的深刻思考,对诗歌创变的积极探索,最终实现了北宋边塞诗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画诗相融 妙韵天成——略论文人画的“诗化”

画与诗是不同的艺术门类,但两者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呈现出主题含蓄、音韵和谐、语言凝炼、意境深远等共性特征。本文试图解析诗和画的共性特征来谈文人画的“诗化”问题。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施密茨的“情境存在论”及其意义

新现象学家施密茨从身体的"现实性"出发,通过"入身"形式的身体交流,建立了"情境存在论"。通过具有始源意义的身体体验、情境,摆脱了主客之间清晰的分配,使之蕴含在事态的整体性中,从而为解决传统认识论的二元分裂问题尝试了一种新的途径。施密茨的"情境存在论"是继海德格尔对把握人的存在更富有现实意义的存在论。它在微观上把握人的存在与马克思的宏观的、社会的、以实践为基础的全人类的本真的存在互为补充。     

论意思、意义与意象——兼论“诗本体”

意思有别于意义。实词有相对稳定的意思,独出的词没有意义,意义的最小单元是语言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建构意义整体。意义连接了语言系统和生活世界,意思则仅仅从属于语言系统。对词而言,纯粹价值先于意义。意思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意象则是主观的联想。心象和意象均包含图像性质,但心象是浮动的印象,不稳定,未定型,是一种初步的有待指引、展开、完成的模糊辨认,这种辨认需要意向持续、深入地聚焦语言构造的范畴对象。因为人类没有"智性直观",我们不可能全然洞悉诗歌和语言的秘密。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盛唐诗歌的“入神”与“入圣”——论许学夷的李杜诗歌“变而入神”说

许学夷以“入神”、“入圣”为切入点 ,区别李杜与盛唐诸公的成就 ,在纵向深度上抓住了李杜诗歌水平高超的关键 ,这是文学批评史上别开生面的说法。“入神”不仅需要“入圣”的能力 ,还需要“变”的素质和众多条件。李杜之“变”不是随意的 ,是“正变得兼”,“按美的规律去建造”,故能“变而入神”,创造出高于盛唐诸家的诗体。许学夷的这一认识 ,得到现代“范式理论”和文学发展论的支持 ,其方法论和学术视野表明明末清初对诗歌规律的把握已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论文艺鉴赏活动中的“出”与“入”

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入出"说,强调鉴赏者既要入境入情,也要以审美的态度对作品进行赏析和评判."入"与"出"的统一是鉴赏者情感与理性的统一,内心与外物的统一,也是鉴赏者与作品之间"合"与"分"的统一.这种统一,从本质上看就是审美体验.     

论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及其审美建构

“情境”作为一个现代诗学概念，可融中国古典的“意境”和西方的“戏剧性处境”等观念于一体，它可指现代诗吸收小说、戏剧等文类要素而呈现出的文体混合倾向及其包容性品质，还可指现代诗采用的客观化、非个性化的知性抒情策略。中国现代诗的情境建构可分为拟态化、场域化和戏剧化三种类型。“拟态化”的实质是诗人将自我情感客观化，并在自我与外物、自我与他者之间建立一种相应相通的情感契合关系。“场域化”特指诗歌吸收绘画艺术的表现功能，将抒情主体在时间流程中的思想或行动转化为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空间形象，以视角形象和空间场域来传递思想和情感。“戏剧化”指诗人营造的戏剧性人物的独白与对话、戏剧性情节的对立与冲突、戏剧性时空的跳跃与转换，以及由此综合而成的戏剧性处境。现代诗的情境写作，是现代诗人面临20世纪以来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文化语境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折射出现代诗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审美趋向。情境诗学为我们研究现代诗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论《葛生》非抒情诗——一个主题学分析的个案

运用主题学分析方法,从《葛生》一诗提取出六个主题,将其置入当时的语境,发现诗篇所写女人去墓地凭吊亡夫情事,并非源于个体性的爱情冲动,而是一场周朝正统婚姻理念的仪式性表演。在此表演中,个体的抒情策略性地隐含了群体的叙事。就此诗具有的公共性判断,它既非刺诗,也非怨诗,更不会是抒情诗。     

王船山对“理语”入诗之思考和对性理诗之仿效与矫正

王船山认为诗源于人之情感,理本于人之天性,如一车之两辕,本不矛盾,只要能真正反映人的情感心性,以"理语"入诗同样可以写出佳作。他对以理语入诗的要求是"立风旨以生议论",反对纯粹的以议论为诗,以注疏、帖括、经语入诗。他对宋明性理诗的肯定与仿效主要原因是他要借性理诗之讴歌孔颜乐处、适性自然、流连骀宕来湔洗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某种超越;用纯素少雕饰的性理诗风格来改变自己昔日所学习过的马(司马迁)、班(固)、颜(延之)、谢(灵运)的精美富赡,以实现诗歌风格之多样化。但他对前人陷入禅学有所"修正",对多以道学语入诗、有类语录等缺点有所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