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鲁迅“迷信”观的逻辑进路与命题建构

“迷信可存”是早期鲁迅提出的重要观点,学界在关注其思想价值时,对于“迷信”的词源演进和“迷信可存”的命题建构,研究尚显薄弱。作为早期鲁迅自觉使用并主动建构的“迷信”,不仅关涉其在现代语境中的词义汉化过程,也是鲁迅“托词言志”的重要见证。梁启超的报刊传播和章太炎的宗教观念构成了鲁迅了解并建构“迷信”词义的思想资源。鲁迅发掘出处于科学对立面的是“妄信”,实现“迷信”反科学释义的松绑。由于“农人/伪士”“迷信/科学”“鲁迅/日本”三者存在权力压制关系同构的现象,鲁迅寻觅到“迷信”的对接主体——农人,实现从“科学+小说”到“迷信+农人”的救国策略转向。“迷信可存”是在“迷信”词义赋予的过程中,融汇早期鲁迅的诸多思想观念建构而成的阶段性命题,旨在以“迷信可存”唤醒传统资源中的“古民神思”,进而取今复古,实现国族自立。     

文学本质观和我们的问题意识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时代精神、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学艺术也不断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文艺学正是在对现时代文学艺术变化和文学理论自身的双重反思基础上不断发展的。近些年来,文学创作日益呈现出边缘化和多样化的局面,而文学理论则在各种西方理论思潮的影响下不断 "越界"、"扩容"。如何认识文学创作在人类精神文化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确认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及其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有鉴于此,2005年10月在中南大学举行的"新时期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三位长期从事文艺学研究的理论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审视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特别结合自己从事文艺学研究和参与文学理论重大问题讨论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本文从新文学阵营的内部差异和前后变化以及与整理国故的关系、多种派别对五四文学史的共同参与等方面展开论述 ,认为反传统只是新文学前驱者的重要特征 ,而非本质特征 ,不能用以概括多元复合的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 ,“全盘反传统主义”更是后人强加于历史的想象 ,而非历史的真相。五四传统文学观的准确表述应该是 :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     

“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论茅盾现代文学观的前瞻性

在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的激变期"五四",茅盾的现代文学观极为丰富又具有前瞻性。近30年对其研究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但是对他提出的"民族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两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却显不足。早在19世纪20年代歌德提出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两个概念,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世界的文学"设想;逮及20世纪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勃发,首倡建构"民族的文学"(即国民文学)与"世界的文学"的茅盾,既对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精辟论述,又对先创造国民文学再联合各国建设世界文学的缘由给出充分阐明,也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必具的美学特征作出了科学的预测。茅盾的现代文学观不仅具有原创的理论价值,而且它的前瞻性也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对于解决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繁荣背后的"乱象"大有裨益。     

“为艺术”的文学观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传统是可分为隐传统和显传统两个部分的,隐传统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心理无法改变,并一直在非自觉中制约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而显传统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所反的传统只是显传统,而在深层上是受着隐传统的制约并导致了“为艺术”的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文学是“战斗的武器”——晚年丁玲启蒙文学观论析

晚年丁玲高扬"反封建"启蒙旗帜,积极肯定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启蒙价值,视文学为"战斗的武器",大力倡导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原则,在向"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回归中,建构起了其启蒙主义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是丁玲一以贯之的"个性思想"作用的结果;同时,它也呈现出了丁玲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侧面。     

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

作家王小波(1952-1997)其人其文在中国当代文坛似属“异类”。所以成为“异类”,因素诸多,但拥有丰富的“西方资源”(以欧美文学为主兼及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在内的西方文化)并广泛汲纳乃一重要原因。从其经历可以发现:王小波分别从“家庭”、“学校教育”、自修式的“阅读”三途径接获了这一资源,而广泛的个人阅读对作家身份的王小波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丰富的“西方资源”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王小波,使王小波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相应的思想观念、“文理兼修”的知识结构和个人化的“文学观”———“小说家(应)是知识分子”、“文学是永恒的事业”、“做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小说应深得虚构之美”。检视其“文学观”,我们可以发现其以欧美现当代文学为主、以欧美现当代小说为要的西方文学“来路”:从杜拉斯处,他汲纳了小说艺术应“感性化”与“完美化”的艺术追求;从卡尔维诺处,他汲纳了“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的乐观精神,释放了“想象”的双翅,高翔于虚构世界,将经典小说沉重的文体羽化为“轻”;从马克·吐温与萧伯纳处,他汲纳了入世、问世、讥世的精神与幽默、讽刺的艺术个性,成就了黑色幽默的个人风格;从奥威尔与昆德拉处,他汲纳了知识分子作家清醒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与高度的责任感,对中国当代社会人之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度关注与尖锐揭示。“西方资源”的拥有与博取,使王小波成为今日之王小波。     

论“十七年”的文学观

“十七年”的文学观是反映论亦即认识论的文学观;以这样的文学观看待文学,不仅造成了理论的不科学性,而且对创作造成了伤害;这样的文学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来自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等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家;反映论的文学观,带有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的特点。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的文学观已经有了可喜的转变。     

章学诚的“文学”观论析

在章学诚的文论思想中,其"文学"观是非常独特和复杂的.其中章氏释"文"为字(或属辞),"学"为学问,文词(辞)或文章乃"学而有得发之于辞".因此,他主张文与学"非二事也,""立言者,必于学同先有所得."这种特殊的"文学"观既与他对儒家重学问传统的承传有关,也与乾嘉学风的影响和其学术贯通的思想有关.     

论鲁迅“不用之用”文学观的矛盾发展

鲁迅试图以医学救国的时候 ,就超功利地喜爱文学 ,但他弃医从文 ,却恰好是注重文学的功用 ,以文学改造国民性 ,于是 ,一个矛盾的文学命题———“不用之用” ,就成为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观。这种矛盾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 ,一直没有消除 ,只不过有时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占上风 ,有时则是神秘幽深的非功利的文学观占上风。甚至晚年功利主义文学观占绝对上风的时候 ,鲁迅非功利地喜爱文学的趣味也表现在旧诗创作中。鲁迅功利与非功利的文学观的矛盾结构有其深刻的现实动因和文化根源     

艺术与政治的角力——论“十七年”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年)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可以描述为文学对主流话语和国家意志的趋同.但是,在政治驯化的表层之下,文学工作者私人的审美旨趣成为一股潜在的暗流,与国家话语在文学领域进行角力.只是后者太过强大,以至于令人忽略了前者在“十七年”文学活动中的存在.文章旨在对这种力量悬殊的角力进行分析,描绘出一个多种力量作用下的美国文学接受史.     

论“五四”以来女性文学中母女关系的写作

本文梳理了五四以来女性文学中母女关系写作的发展脉络 ,阐释了母女关系写作的文化意义 ,探讨　　了这一文学叙事主题的兴衰与社会文化思潮的关联。同时 ,通过对五四时期、四十年代、九十年代女性文本中母女关系的比较分析 ,指出了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 ,既是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自觉地承续 ,更是对它的超越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六朝佛教对诗人文学观的影响

六朝时,随着佛教的流行,佛教思想几乎影响到每个重要诗人的创作,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这一影响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佛教往往与道家思想一起影响诗人对文学的审美性进行强调和思考,并由此对抗儒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与约束,从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和蜕变。其二,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诗人建立了良好而亲密的关系:诗人改变着佛教,使佛教由严格意义的宗教转化为文化宗教,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佛教也改变着诗人,使边缘化的诗人找到心灵平衡的支点,更加陶醉于怡情适性的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杨朱学派的名实观及文学表现

杨朱学派的名实观在《杨朱》篇中进行了表现,其对名实有不同的界定。同时,先秦作品对杨朱派及其名实观也进行了文学的表现。     

以“学”为“道”——对民国时期科技观的一种考察

民国时期科技观的主题是以“学”为“道”。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成为拥有话语权的力量，同时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并成为方法论上的神话。在中国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全面考察和审视民国时期的科技观，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和运用科学技术，实现科技兴国的战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之反思

不论从逻辑还是从事实上看,都不能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给"意识形态"加上"审美"一词,一方面缩减了文学的多种功能,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是个逻辑谬误.文学的本质应该从文学的内容、人的精神向度及其传达方式去考察.文学应该去行使它包括意识形态性在内的更广泛的功能.     

法治化运动及法治迷信检视——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冷思考

由于对成文法秩序构建(即立法)的过分依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公权得到事实上的强化;忽视立法内容正当性而片面强调"有法可依"的法治化运动助长了"法律工具论"的盛行;追求现代化及"与国际接轨"目标时可能造成对社会本土资源(秩序)的破坏,即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相冲突;非理性的、激进的群众运动方式的法治引发群众对法治及其操作的非正常理解及期待,法治迷信由此产生.     

文学的本质与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质疑

作为两个异质的、相互抵触的领域,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组合、叠加并不能熔铸和衍生出一种客观的实存事物或精神现象统一在艺术的本性中;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名无实、面目可疑的虚假概念。作为一种学科理论的知识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为追求价值的中立性,抽离和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性锋芒;作为一种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审美意识形态论未能跳出意识形态中心论的窠臼,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痼疾,一元独尊,背离了拒绝专断、尊重差异的唯物辩证法精神。因此,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规范性的理论建构"是不科学的,将其作为"文艺学的第一原理"更是一种理论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