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上海外商银行的结束与清理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商贸口岸、最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自1840年代开始一直是外商银行的汇聚之地.外商银行长期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占据显赫地位,对中国的经济与金融领域产生了相当恶劣的影响.上海解放后,新政府颁布了有关管理外商银行的一系列相关法规,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外商银行在华特权时代一去不返,加上时局的变动,1950年代各家外商银行业务迅速走向衰微,除汇丰、麦加利两家业务寥寥的英商银行外,相继撤离上海.     

史量才与上海市地方协会

上海市地方协会 (前身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 ) ,是 2 0世纪 30年代由上海金融工商文化各界领袖人物组成的一个地方精英组织。本文对 1 932— 1 934年间史量才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考察 ,进而对当时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作简要探讨 ,认为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出现是 2 0世纪 30年代初日本入侵造成国民党政权权威衰落的特定背景下 ,上海资产阶级重新崛起的重要表现 ;史量才被刺 ,上海市地方协会被国民党控制 ,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压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以重建国家权威的必然结果。     

金融一体化与全能银行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跨国界、跨行业的第五次并购浪潮冲击下,西方主要国家金融业已完成从传统商业银行向全能银行的转型。金融一体化成为全球金融业向全能银行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原始驱动力。目前中国银行产业的市场结构迫切需要变革。而国内银行业只有采取全能化的发展,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要求。为了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要求,中国商业银行向全能银行转变的步伐必须加快,同时银行业向全能银行方向发展已成为必然,中国已别无选择,只能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     

村镇银行:探索中的创新与创新中的选择——基于全国首家村镇银行的实证分析

衡量村镇银行发展成效的根本标志是农村内部合理的金融竞争机制是否建立,农村金融抑制状况是否因此得到明显缓解,农民能否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而非村镇银行自身发展规模得到了多少扩大,营业网点有了多大程度的增加.村镇银行的产生触动了当地农村金融市场,使区域内现存的正规金融机构受到震动,增强了其竞争意识和服务意识,激活了农村金融市场,有利于警醒正规金融机构进一步深化改革,对促进正规金融系统深化改革有积极意义.     

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监管与银行稳健性——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检验

在国际经济形势不断变幻的局面下,提高银行稳健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实证分析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特许权价值的自律效应没有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资本监管力可以提高银行稳健性,隐性保险制度对大型银行保护较多,国民经济增长可以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信贷资金的增长会降低银行稳健性,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健性没有显著性影响。为此,可以从完善准入监管制度、提高政府监管力度、发展国民经济、合理配置信贷资金、完善资本市场等角度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发展与监管

综观金融发展史,金融创新与监管在相互"博弈"中共同促进金融行业的发展,从业者和监管层的"斗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近年来影子银行在我国金融市场上也引发了普遍的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其规模的增大和影子银行产品和服务乱象百出,理财产品和民间借贷资金去向不明和违约现象时有发生。银监会相关负责人曾在2011年年度会议指出影子银行是近年银行业面临的三大风险之一,所以深入分析我国影子银行的界定、产生原因及其监管等内容就显得十分必要,应以金融结构演进和创新的眼光辩证地看待影子银行的问题,积极正确地加以引导使其规范化、安全化和效率化发展,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西部区域金融创新与地方政府制度供给的法律思考

区域金融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政府法制又在区域金融创新中具有主导作用,所以明晰区域金融创新的制度需求,以及对应的政府制度供给可能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地方政府明确自己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定位,进而在现代法治理念的指导下,依法行政,创造一方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     

论治理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对策

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严重扭曲-破坏了市场信用，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加大了银行信贷资 产的风险，威胁着金融业的安全稳健运行。着重就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手段、成因及危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了如何消除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对策。     

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

上海钱业在辛亥革命后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同业内部管理和对外交流的公共事务日渐繁多,同时受清末民初工商界结社制度导向的影响,上海钱业公会应运而生。尽管其初期的组织形式和会务制度比较简单,但其后渐趋完备,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维护同业利益,促进同业发展,表明这一中国本土的金融行业为应对经济与社会变迁所持的进取态度。     

民国时期上海对私立学校的管理模式

民国时期上海私立学校特别繁盛。城市教育行政对此采取间接管理的模式,尤其注重借助立案管理的基本手段,规范和引导其办学行为,同时给予适当的经费扶持、公平待遇和充分信任,在经济和办学等环节进行必要的干预。对众多私立学校的间接管理模式大大减轻了上海城市公共教育财政负担,也为城市教育行政集中精力办理宏观教育管理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分析

本文从公开媒体报道中搜集到的国内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损失事件,分别从损失事件类型、四大专业银行等方面,对操作风险损失事件进行定量分析。     

美国进出口银行立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对完善我国进出口银行制度的启示

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历史发展,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其相对独立法律地位的确立及其与政府行政机构间的关系的成熟和完善,在形式上的表现则是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历史发展,对完善我国包括进出口银行在内的政策性金融制度具有启示意义。     

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

孙中山作为国父之历史记忆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开始建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在台湾地区得到强化。国父作为国家认同之符号,蕴涵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在两蒋时期,国父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物质空间、历史教材及事迹叙说等方式传播至民众心里,对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心、维护国体有重要作用,也是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台独分子图谋消解民众的国父认同,关于国父地位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显现台独势力希望借助于解构民众的历史记忆来实施去中国化的目的。台湾的国父争议问题,反映出现实政治权争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     

1933～1949年新疆地方立法初探

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力量对比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地方立法在各地的不同程度的发展既是这种力量对比在法制领域内的表现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客观需要。僻处边陲的新疆省,地方立法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时期新疆的地方立法,是在国家立法框架之下的立法,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然灾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自然灾害不断,给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防灾救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尽可能减少灾害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在灾情高发期保持社会稳定,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而严峻的问题。     

民国初年“宋汉章案件”评析

1912年3月24日发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拘捕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宋汉章事件,为民国初年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两任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两任财政总长陈锦涛、熊希龄都对此案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甚至在报刊上公开与陈其美展开数次论辩,在沪外国领事也曾在此事件中发表意见。财政问题似乎是"宋汉章案件"的引爆点,但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争夺中央银行地位的斗争却是更为深层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民初革命派与原大清银行集团之间的较量。     

民国时期中英关于新疆阿富汗人国籍问题之交涉

民国时期 ,为了将新疆的阿富汗人变成侵略中国西北地区的工具 ,同时干涉阿富汗的主权 ,英国与中国政府就新疆的阿富汗人国籍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 ,英国借这个问题侵略中国新疆和干涉阿富汗主权     

二大在上海召开的原因

中共一大结束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率先在上海开展起来.由于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的寓所以及中央局成员张国焘主持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受到法租界、公共租界当局的搜查,目标太大.而中央局成员李达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一直没有暴露,李达寓所成了党内通信的收转站,安全系数较高,因此选为二大会址是适宜的.而广州作为二大另一拟选会址,由于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危机一触即发,显然不便在那里召开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