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论市民社会理论中解决公私矛盾的不同方式

公与私的关系是贯穿于现代市民社会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奠基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的基础之上。因此,公与私矛盾的解决,必然成为国家与社会现实架构中的内在关照。围绕着如何解决公私矛盾这一问题,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大致提供了三种思维模式。这些模式无疑为我们培育现代市民社会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论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一中国当代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新的基础上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界有人根据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当代中国首要的是应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或者说改革应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取向作为其总体目标模式。总之，社会须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解脱出来，以获取相对于国家的完全独立地位。这里有必要回顾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社会中，政治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政治等级与市民等级合而为一，…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意蕴

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政治意蕴是马克思区别于其他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这种关系切入现代性理论,一方面深化了政治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现代性理论。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背景和主题是人与社会的分离,其核心内容为市民社会批判。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市民社会的方法论批判,第二阶段为市民社会的实证性批判,第三阶段为市民社会的现象学批判。现代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是实现共产主义,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 ,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 ,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 ,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 ,大而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从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论私法与市民社会

私法特定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它与社会的本质联系 ,即私法不仅决定市民社会关系本身 ,而且决定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概言之 ,构成社会之人 ,在社会中无非扮演两种角色并对外发生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关系 :一是市民社会角色并直接与其他市民成员发生的市民社会关系 ,二是政治社会角色并通过国家中介而与他人发生的政治社会关系。就政治社会关系与市民社会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言 ,政治社会关系是为市民社会关系的需要而存在的 ,其存在的价值不过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并促进市民社会关系的有序发展而不是相反或其它。因此 ,政治社会关系必须避免自己的过度膨胀与扩张并由此产生的对市民社会关系的限制和剥夺 ,从而为自己与市民社会关系正确定位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价值

市民社会观是黑格尔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终结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等同的观念,开创了对市民社会的现代理解。在构建中国市民社会的进程中,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明晰当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完善社会规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启示。     

试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市民社会是研究人类社会问题、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马克思在重点针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并且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政治经济学剖析,特别注意从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中寻求对市民社会的说明,形成了自己的市民社会概念及其相关理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具有多维度现代价值,特别在其对于科学处置社会与国家关系、对于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沉寂以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战后实现了复兴,获得了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考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历史命运、新发展和新议程,可以验证它的当代解释力,推动它在全球化时代的重建和新生。我们需要深入阐发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构中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阐发作为政治之终结的国家消亡、人类解放及其条件,阐发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经济、政治形式,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制形式,阐发作为社会关系再生产关键环节的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思想;同时需要认真借鉴和整合社会科学的新理论,积极回应全球化给人类政治组织和政治结构带来的巨大变革,积极参与当前的重大理论争论。     

超越市民社会与国家: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 ,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论分析视角。从黑格尔的国家理性转向市民社会批判 ,这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变革中的重要一环 ,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析不再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中 ,以资本逻辑为基础 ,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同资本逻辑的内在同构关系 ,指出只有以资本逻辑为基础才能真正地揭示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本质规定。要真正地颠覆现代市民社会与国家 ,就必须从政治解放转向社会解放 ,以“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超越。     

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黑格尔明确区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向。自由理念的实现依次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环节。市民社会的成员既相互独立,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又相互依赖,每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国家超越并提升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内含需要的体系、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三个环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颠倒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对两者的区分存在不彻底性,忽视了文化批判领域,存在着国家至上主义倾向。     

论哈贝马斯的世界市民社会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市民社会理论是哈贝马斯普遍性政治哲学之创构的焦点。哈贝马斯界定和讲述世界市民社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界定和讲述市民社会的方式相重合,但由于涉及不同的语境和问题,这两个概念在外延和内涵上存在诸多殊异。具体地说,在世界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哈贝马斯主要凸显的是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及其同时链接到的主权、人权等问题,是要求在世界公民的视野中进行全球治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全球化削弱民族国家权力从而使民族国家步步走向消亡之论断的一种辩护,这些内容在他之前讲述市民社会时未曾论及。世界市民社会理论即便有一定范围内的经验作为支撑与验证,在涉及民族主权、人权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时,它却经不起精察洞问的考量与推敲,因而必须受到质询。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民主政治--以中国为背景的经济-政治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并生成了市民社会,它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基础.要建设现代民主政治,积极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更需要大力扶持和培育强大的市民社会,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结构,培养社会的自治和自律能力,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市民社会的成长与发育仍然需要国家的适度推进,要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平衡关系,这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诉求.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

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法是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市民社会是近代政治国家和法治生成的基础,市民社会决定近现代国家与法。全面、准确地把握市民社会的生成和法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关系,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建设是有益的。     

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本文阐述了“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含义及其演变过程,认为在古代,所谓市民社会往往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其含义与政治社会并无不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自然(野蛮)社会的概念。现代市民社会概念是对近代欧洲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实的反映。它是由黑格尔在吸收了众多思想家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由马克思予以完善了的科学概念。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西文市民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一批学者(如帕森斯、葛兰西、哈贝马斯以及柯亨和阿拉托等人)对市民社会概念作了新的阐释。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市民社会的现代意义

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是现代世界的产物;市民社会的逻辑起点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市民社会能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是政治制度化、制度现代化的关键。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