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死刑论

古代东方的死刑既是那时刑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刑种。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 ,它可被分为简单型和复杂型、单罚型和连罚型、单一型和复合型等三大类。古代东方死刑主要适用于严重侵害王权、严重触犯神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严重损害家庭伦理和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等一些重大的犯罪。它的执行与死刑审核程序 ,行刑时间和方式 ,以及赎刑和赦免等都相关。残酷性、复杂性和和法外性是古代东方死刑的三个重要侧面。形成这些侧面的原因众多 ,但其中与那时的专制统治关系特别密切 ,不可忽略这一点     

论经济犯罪财产刑的适用

基层人民法院在经济犯罪适用财产刑中,如何做到罚当其罪,量刑相当,是我们司法审判人员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经济犯罪财产刑适用的正当性出发,结合审判实践,探讨了经济犯罪中既有自由刑又有附加财产刑的刑罚适用,如何适用罚金刑及数额问题及财产刑的并罚问题,并提出在经济犯罪审判实践中适用财产刑的注意事项。     

没收财产刑改良论

没收财产是财产刑中的一种,我国现行刑法在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量刑依据缺乏、量刑标准抽象、适用方式欠妥,应当进一步完善。     

论中国古代刑法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刑法从理性存在的人性出发,既张扬人的向善能力而肯定刑罚教育主义,又坚持理智败坏人性的"反智主义"而主张刑罚工具主义的惩罚观念;从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性出发,深入探讨了犯罪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了犯罪预防和控制的综合治理理论;从作为历史存在的人性出发,既树立刑罚的历史权威,又强调刑罚的现实运用.此外,基于"性恶"与"性善"的长期论争,中国古代刑法也深深陷入教化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刑罚的工具主义的矛盾之中.     

汉晋财产刑的传承与变迁

晋代的财产刑在继承汉法的同时,做了部分改革,规定剥夺罪犯财产性质的刑罚,一为赎刑,老病幼妇及具有一定身份的罪犯等都可以钱物赎刑;二为罚金刑,对轻微犯罪处以罚金.晋代的财产刑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原赎刑中的赦赎已消失,这是财产刑完善化的表现,对后代法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完善没收财产刑执行制度的若干建议

没收财产刑执行难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刑事司法的严重问题,非进行立法修改不足以解决之。因此,应在刑法总则中专门规定对于刑法分则规定必须判处没收财产而本人确无财产的犯罪分子不判处没收财产,但须在刑满释放后提供若干时间的公益劳动;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侦查机关应当调查可能被判处财产刑的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以及采取保全措施的规定,同时设置比较完备的有关没收财产刑的执行机构、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规定。     

论列宁的东方理论

从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期间列宁的文献看,他的东方理论已经产生。从他逝世前夕留下的文献看,东方理论已经成熟。东方理论包括东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东方的民主革命容易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东方国家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东方国家必须渐进地组织经济建设、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进程伟大而曲折等重要观点。东方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实现了由“西方重心论”向“东方重心论”的转移,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为正确地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思想指南。     

没收财产刑适用对象之立法评析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一项极其重要的附加刑。本文通过定量分析 ,得出作为一种重刑 ,它主要适用于严重的贪利性犯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结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中的财产刑运用

肃奸、惩奸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战后,惩奸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之保持,亦关系政府威信树立与民心向背。战后政治态势与舆论监督、经济利益共同促使国民政府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其对汉奸的惩处主要包括刑罚与财产没收两种途径。汉奸犯罪特殊性决定惩奸中财产刑运用既不同于普通刑法上之一般没收,亦与特别没收存有差异。国民政府惩奸中对刑法财产刑的借用与适度调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但囿于实践中存有瑕疵,亦引起社会各界非议,进而影响最终惩奸效果。     

《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

《东南亚的封建——奴隶制结构与古代东方社会》一书是一本专题论述古代东南亚社会与古代东方社会性质的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为9章,在详细材料的基础上,作者分别对古代越南社会、扶南社会、古代柬埔寨社会、古代缅甸社会、古代泰国和老挝社会、古代马来半岛社会、印度尼西亚古代社会和菲律宾群岛的巴朗盖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系统分析,指出“封建——奴隶制结构”是古代东南亚地区社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客观历史事实。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笔谈

中国东方地区古代文明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东方文明指东部沿海文明 ,包括燕辽文化区海岱文化区和太湖文化区。这 3个文化区相对独立 ,自成文化体系 ,又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 ,对早期文明的产生途径和发展道路有很大影响。因此 ,中国东方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已经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 ,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我们组织这一组笔谈 ,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推动。     

论东方管理的研究边界

东方管理研究的是东方文化区域特别是中国文化圈的管理现象和规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是一种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的关系。尽管跨文化研究是形成世界管理理论的重要途径,但跨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东方管理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从研究内容来看,东方管理既注重对管理哲学的探索,也注重对管理工具、管理方法的探索;既注重对东方优秀传统管理文化的继承和提炼,也注重对现当代以来东方诸国管理思想和实践进行提炼、归纳、萃取和创新;既注重对东方本土现实问题的解决,也注重对全球管理发展趋势的跟踪研究;既注重企业管理领域的研究,也关注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东方管理应以问题为中心,根据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因而寻找东方管理独特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主位和客位研究策略将是未来东方管理研究方法的重要方向。     

风险刑法与法人独立责任

风险社会理论对刑事立法的意义在于指导、解释,而非证明、建构。风险社会理论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危惧感"三大特征向传统刑法提出了责任主体缺位、"罪刑均衡"困难、刑法在适应社会需求和坚守传统价值中进退两难三个问题。法人作为现代社会最活跃的单元,对这三项刑法危机都负有责任。摒弃脱胎于自然人的法人责任理论,确立法人独立责任,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法人高度系统化、组织化特征则使其具备了与自然人分离的独立意志,强调法人责任不会造成自然人规避责任,相反会成为遏制法人犯罪的有效手段。此外,可以针对法人的特性设立多元经济罚。     

“味”论与东方共同诗学

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存在,就要首先确认"东方诗歌"的内在联系,要确认"东方诗学"的内在联系,就要分析"东方诗学"内在结构,就要去发掘、发现它们共有的基本诗学概念。通过古典诗学文献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庄严"与"韵意"两个概念统括南亚诗学,"风"与"气"的概念流贯东亚诗学,"对比"与"律动"的概念贯穿西亚诗学。而以"味"这个共用诗学范畴为纽带,南亚、东亚、西亚三个区域诗学又形成了三元一体的"东方共同诗学"。     

论古代权变思维

古代诸家均谈权行变,其中儒家谈权尤多,兵家最善权变.从古代的五行学说来看,权变的实质是智谋、智慧.我国古代权变思维是现代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的智慧源泉.     

试论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是财产刑中最为广泛适用的刑罚。我国 1997年修订的刑法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正确执行刑法关于罚金的规定 ,依法准确、及时地对被告人适用罚金 ,充分发挥罚金的特殊功效 ,对于预防和打击犯罪 ,特别是对遏制经济犯罪有着重要的意义。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系统地把握西方古代和现代政体与东方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不过在其新政体类型学中,中国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原则性否定与他对中国“礼”的普遍精神的分析构成了潜在的张力.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如何实现他所欣赏的“宽和”或“节制”的主要方式,然而他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     

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征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被称作“士”,其基本特征是:一、重政务,斥技艺,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但社会组织能力比较强;二、一身二任,既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又要代表社会良知,心态矛盾;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较强的道德责任感;四、重学习、思索和实践,同时又偏于保守、轻视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