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的权力”的哲学思考

承认“自然的权力”是“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前提。作为在人与自然矛盾冲突激化的情形下对人类行为和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 ,“自然中心主义”警示人类要爱护自然、保护自然无疑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但是 ,它得出保护自然结论的前提——设定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伦理关系 ,承认“自然的权力”,承认自然是与人同样的“权力主体”——是错误的。“自然权力论”的根本缺陷在于看不到人的社会性 ,离开社会联系这一中介孤立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看不到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 ,把人看成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 ,从而抹杀了人与自然的本质区别     

“道”与“Ereignis”

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道家思想有一种“非血缘”的亲和与相通,这尤其体现在中国道家的“道”的本源性意义与海德格尔的“Ereignis”的本源性意义的相通。“Ereignis”可以译为“自然”。     

自然美和自然事物的社会性

(一) 自然美的本质是什么?李泽厚同志认为,“一个自然物美不美,对一个自然物能不能产生美感,能不能欣赏它,这决不偶然,它首先并不决定于人们的社会意识,而首先被决定于自然物在社会时代中的广泛客观社会性质。”自然物的这种客观社会性就是‘人化的自然’,就是“把自然美的产生、发展放在与客观社会的历史行程的联系中考察,从实践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中,历史地具体地来把握和了解自然对象与人类生活实践的丰富、多样、复杂、变化的客观联系,它对人类生活的客观的关系、地位、作用、价值、意义等等,说明它们构成了自然或自然物的社会性,而这种客观社会性就是自然美丑的本质”。由此可以明显看到,李泽厚同志认为自然美的基本特征是由自然事物的社会性规定的,而作为自然事物的这种社会性,又是以自然、自然物对人是否具有经济方面的“有利、有用、有益”为尺度的。当自然事物通过实践直接或间接地对人产生经济功利性时,自然、自然物就具有了社会性,就成为美的。我认为这个论断不能正确地揭示自然的美丑本质,因此愿提出浅见求教。 (二)     

布迪厄：《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公开关系，以及这一关系与其哲学思想的瓜葛——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其概念与那声名狼藉的政治信仰相关，已经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这就是所谓的“海德格尔事件”。而先于海德格尔思想政治性的讨论十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已通过对(再)生产哲学话语的制度构件的分析，提出了解读海德格尔哲学政治性问题的独特视角，这也是进入该书时必须注意的问题意识。     

论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

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亦即存在之思,它有别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本体之思,其原点是"存在论差异"."存在论差异"在前期是指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后期是指存在自身的差异.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本源其实就是"Ereignis","Ereignis"不是本体意义上的本源,而是一种生成着聚集着的差异,就是作为"之间"的命运."存在论差异"是海德格尔本源之思的原点,海德格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开启存在之思的境界,同时又在开启中不断深化着"存在论差异"的.     

海德格尔的原诗学研究

海德格尔所说的原诗是对世界生成的源初统一性和发生之命运性、诗性的命名。在他那里,世界的本源性发生是一种诗性的生成,而此种诗性的生成就是原诗的发生。海德格尔的"原诗"思想深化着人们对世界本源的诗性生成的认识。他对文学五要素作出了与传统诗学迥然相异的本源性阐释。他的原诗学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的诗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然,也要看到海德格尔原诗学思想的局限性,那就是道性有余,技性不足。     

海德格尔与徐复观艺术观之比较

海德格尔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和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在20世纪中西美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二者对艺术作品本源的追问方式、思入方式、思考重点等角度对海德格尔与徐复观的艺术观进行比较研究.敞开且洞明这一丰富的对话领域,无论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与深化,还是对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及合理转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

人是认识的主体,又是实践的主体,自然是人认识的对象,又是改造的对象(注)。人与自然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哲学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一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界是单一的、自在的。自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之后,人又超出于天     

环境伦理与和谐社会

“自然——人——社会”是一个具有内在机制的统一整体,把握和谐社会的内涵必须从这一整体出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深层基础。环境伦理是和谐社会的伦理依据和价值诉求。环境伦理的培育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主体之人格自觉和道德提升。     

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哲学基础——荀子“天人之分”思想的现代生态伦理意义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内涵.儒家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荀子也专门写了<天人论>,其中蕴含了"天、地、人相参"等生态伦理意识,既强调尊重自然价值的"制天命而用之",又强调"谨时其禁"的生态道德责任,从而把对自然的利用和保护有机而辩证地结合起来,这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和现代文化转生意义.     

自由何以可能?——从“生活儒学”到“自由儒学”

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关键所在,而解决这一问题势必需要儒家从学理上回应现代自由问题,也即建构一种儒家的自由理论。"自由儒学"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的理论构想。这一构想得益于黄玉顺先生"生活儒学"的启发。"生活儒学"提出了"生活即是自由"的命题,并且展开为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意味着生活(存在)给出主体,此即本源自由(自由的本源);"去生活"意味着主体改变生活,此即主体自由(形上自由、形下自由)。这对儒家自由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自由儒学"作为在此启示下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以当下生活为自由之渊源(本源自由),重建儒家的形上自由(良知自由)和形下自由(政治自由)。     

浅谈人与自然和谐观--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考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最早是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针对经济高速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依据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人类永恒的追求,其实质是对人类自身和自然关系的再认识问题。本文主要论述了人类是如何走出将发展与环境对立起来的误区,摆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否定之否定的进步中使自己的认识得到升华从而作出可持续发展这一十分明智的战略选择。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哲学思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从哲学世界观视域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达了对历史上人与自然"主奴关系"建构的不满和批判,从而摆正了人在世界中的合理位置,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平等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秩序。人与自然平等关系秩序建构,由于内在蕴含着尊重自然的道德态度,善待自然的道德责任,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避免胡作非为的行动方式,最终结果必然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人与自然唯有平等,才有真义的和谐;人与自然唯有平等和谐,才有共生共荣。     

走出“今不如昔”的困惑：环境史衰败论的缺陷与价值

衰败论叙事通常表现为对早期环境状况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过度美化,以及对后世人类开发自然所引发环境问题的批判,从而造成一种“今不如昔”的错觉。此类固化叙事模式为突出历史上人与自然互动中和谐的生态智慧,而刻意忽视两者之间的矛盾,扭曲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损害了环境史研究的可信度和创新性。衰败论的出现与现实的环境问题、研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现实需求相关,因此具有一定价值。但从学科长远发展来看,对衰败论仍应保持警惕。     

环境伦理学的人学基础

当今社会,人类面临种种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进入了紧张状态。不解决这些危机、不消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势必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利益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传统伦理学受传统人道主义的影响,把伦理研究对象局限在人与人的范围之内,将自然界排除在伦理视线之外。因此,传统伦理学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环境伦理学的目的是建立人与自然之间正确的关系和解决人类生存困境问题。它以新人道主义为其基础,以追求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为其目标,主要通过对当代社会人性的重新理解和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规范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把人类实践活动的范围限制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保证自然界及其自然物具有自我修复的时间和能力。同时,调整隐藏在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为切实地解决人类生存困境奠定良好的基础。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关系理解为“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伙伴”的有机结合。     

“主体中心困境”的超越—海德格尔的思考及其启示

“主体中心困境”是近代哲学遗留下来的最为重大的课题之一.对此课题的思考,构成现当代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方面,海德格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认为,这一困境的症结在于漏过了认识主体的存在方式问题.通过“此在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揭示了“此在”的“在世”结构,进而将纯粹理论认识活动理解为“此在”在世的派生方式,从而超越了“主体中心困境”.海德格尔的观点极具启发性,将我们引向广阔的实践哲学视阈,一旦我们承认实践活动之于纯粹理论认识活动的本源地位,承认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对于认识关系的优先性,“主体中心困境”便将不复存在.     

自然审美理论构建的知识论考察

自然审美源自人类主体的诗性思维与自然对象的物性特征相融交织,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关系的美学体现,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为自然审美理论构建提供了知识论基础,其动态发展也使自然审美理论呈现出不同面貌。自人类产生之时,自然便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离,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本真的依存关系为自然审美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但原初性所带来的被动性与脆弱性也使这种依存关系难以推动自然审美持续深入发展。此后,人与自然逐步构建了二元模式主导的认识关系与工具理性支配的实践关系,自然成为了相对于人类主体的陌生“他者”,这也推动了自然审美对象模式与人化视角的形成。随着生态世界观的逐步建立,人类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然的本源性与自身的有限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了生态重构,也为自然审美的当代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自然美散论

美的形态在审美关系中形成。自然美是自然物中潜在的美的因素经由审美主体在审美关系中转化而成。自然美的生成不能离开自然对象对审美主体的功用意义。自然审美在古代和现代都有十分重要的功能     

自然“是”:可知抑或不可知

将真正把握自然之“是”,作为彻底消解“环境危机”之积极取向的认知预期或基础 ,是当下应对“环境危机”的许多话语和行为的重要指向。但是 ,其一 ,规定于自演化与自然演化的自然物 ,最终归结向作为终极存在的自然 ,而“与物无际”的“物物者非物”,自然不等同于自然物及自然物“总和”,是超越人的感性经验能力的存在 ,不可能成为人在经验中建构认识的对象性关系中的对象 ,自然之“是”不可知。其二 ,假定自然等同于自然物“总和”,获得着认识对象的规定性 ,但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无限性与自然物“总和”的无限性具有非匹配性 ,因而自然之“是”不可知。其三 ,假定人观念地把握了自然之“是”,但由于“实验和工业”无法“制造”出作为终极存在的自然 ,无法确证对自然之“是”观念把握的正确性 ,因而自然之“是”不可知。在自然“是”不可知的立场上 ,人对“称臣”于自然需有永恒的心理准备 ,人对当下“环境危机”的消解必然以新形态“环境危机”为代价 ,人只能在与自然的“无限磨合”中存在 ,不可能彻底摆脱“环境危机”。“环境危机”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或存在方式的构成。     

存在哲学与中国古代道家精神的遇合

海德格尔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反叛者和变革者,他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而西方哲学自柏拉图开始把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变成了“存在是什么”即对“存在者”的追问,本源化的思维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对象化的思维,两千多年的西方传统思想史就是“存在”被遗忘的形而上学发展史.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能源危机、生态失衡、精神虚无化以及人为物役的异化现象,莫不是形而上学的迷误产生的恶果.因此,海德格尔决心变革传统,重返前苏格拉底时的本源性思维,无畏地担当追寻“存在”意义的重任.重新经历一番“思”的冒险.海德格尔的探险历程是十分虔诚而又艰辛的.用西方人赞扬舍斯托大“以流血的头撞击绝对理性的铁门”那句话来评价海德格尔.也似乎十分恰当.海德格尔与传统西方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