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伦与友道——基督教如何影响了谭嗣同《仁学》平等观

谭嗣同在《仁学》中运用基督教神伦和灵肉区分原理,批判传统不平等之纲常；运用基督教友道观念作为建立《仁学》新伦常的“圭臬”,阐发伦理平等之义.     

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谭嗣同被捕就义之前,曾向梁启超表示彼此要像日本明治维新志士月照与西乡那样,分别承担死者与生者的责任。亡命日本以后,梁启超很快将谭嗣同遗稿《仁学》发表在《清议极》上,履行自己作为生者的责任。然而《仁学》的发表颇经周折,多次中断,且有删改,刊载历时3年。与此同时,梁启超写过3篇《谭嗣同传》,其中的内容各有不同。这些不正常的情况,耐人寻味,反映了清末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梁启超思想演变的明确轨迹,以及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中的诚实性。     

灵魂与博爱——基督教如何影响了谭嗣同《仁学》“仁”概念

谭嗣同《仁学》以基督教灵魂和博爱观念改造传统儒家的仁概念,一方面,使仁从道德理性概念上升为人性本体概念,成为《仁学》社会批判理论和救世方案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克服儒家仁爱差等的宗法局限性,使仁成为一种普世的核心价值标准。     

论卡尔·波普尔的过程平等观——以《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中心

在对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众多解读中,历史主义、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受到了普遍的关注,而其有关平等主义的论述则不受重视.笔者通过梳理波普尔对一些重要思想家的平等观念的引述和评论,从平等观、平等与不平等的关系、不平等观等三个方面讨论波普尔的平等观,指出其并不重视机会平等或结果平等,而是将平等理解为一种具体的实践过程.这对更为全面和准确地理解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的渐进性和“开放社会”本身的理想性,具有重要意义.     

儒学近代化的努力——康有为《论语注》思想研究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四书学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论语注》中的三世进化论体现了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西方社会进化论的结合;在《论语注》对太平大同世的构想中,康有为则引介了西方如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政治观念;《论语注》中康有为对夷夏之辨的评判标准也是颇具现代特征的公理与文明。康有为立足于儒家的公羊学说,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对儒学近代化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同时也体现了儒学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     

谭嗣同的宗教大同理想——《仁学》的宗教认知特征

谭嗣同《仁学》以群教统一的视野,表达了宗教大同理念,其中包括群教之公理的阐发,群教之关系的辨析等。《仁学》对其主题异于传统的处理方式,反映了近代儒学宗教化的认知进路。     

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婚姻家庭伦理思想初探

康有为的《大同书》以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和平等观念为武器,对封建婚姻家庭伦理进行了全面地清算。但由于他本人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他对未来美好家庭伦理关系的大胆设想最终只能成为不可实现的空中楼阁。     

谭嗣同的台湾情结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云 ,谭嗣同的《仁学》 ,曾“题曰‘台湾人所著书’ ,盖中多讥切清廷 ,假台人抒愤也。”( 1 ) 我认为 ,谭氏这种“假台人抒愤”的作法 ,是与他深沉的台湾情结分不开的。而形成这种台湾情结的原因 ,既有家庭的 ,即他亲爱的哥哥谭嗣襄不幸客死台湾 ;又有国家的 ,即甲午战争中国失败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这两件事都给他以极为深刻的刺激 ,所以不仅将其写作的《仁学》题为“台湾人所著书” ,而且从方法论上为写作《仁学》得到一定程度的启发。一谭嗣同的仲兄谭嗣襄 (1 857- 1 889) ,长嗣同8岁 ,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有为…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科学规范:类型与功能

在科学界、学术界不端行为屡屡出现的今天,科学规范的建构和完善已是当务之急。科学规范是指导和调控科学共同体成员行为的、具有普适性和长效性的指示或指示系统,也是评价科学活动和科学家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的标准。根据科学规范调整的对象、科学活动的阶段或目标、科学家的权利和义务、科学规范的抽象程度或强弱程度,可以将科学规范分成七大类十六种调整科学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调整科学活动中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规范,调整科学活动中各种知识之间关系的规范;指导科学研究的规范,指导科学成果评价的规范,指导科学成果应用的规范;科学认知规范和科学伦理规范;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权利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科学原则与科学规则;提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等。     

现当代人类的生存状态与人性批判

现当代人类的生存状态,其所昭示的深层底蕴,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哲学命题。因此,哲学应担负起对人的本性进行深刻剖析与批判的使命,使人类在自我本性的净化与约束中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论量刑失衡及其对策

量刑失衡又称量刑偏差,是指机关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在适用相同法律时,刑罚裁量相差悬殊的现象。其形成原因在于量刑主体主观过错,即量刑操作者由于个人认知水平与能力、情感、性格等因素而导致的量刑失衡。量刑失衡的对策应是量刑平衡,其内涵要求审判机关在前述条件不应当在同一刑种与刑度内裁量刑级;其实现的路径是增强立法协调,适时颁布解释,提高法官法律职业教育,建立判例法体系。以此纠偏量刑失衡,提高量刑平衡的质量,促进司法公正。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探索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执政能力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关键因素;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连接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总结党执政的经验、探索执政的规律、提高执政水平。     

理性、自由和人的解放

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但近代以来对理性的理解却囿于认识论的层面,这就导致了主客的二元分裂和理性对自由的取代.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使理性走向了现实,成为社会自我批判的意识,从而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事业.因此,要全面分析理性的作用,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重建以理性为根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性文化.     

结果范畴和结果宾语分析

结果范畴作为一类重要的语义范畴,是在动作--结果的语义关系中限定的.以格语法和三个平面理论为指导,通过重点分析结果范畴和结果宾语的关系以及结果范畴次范畴分类,可以为句法研究形式提供依据和前提.     

观念的生产与消费

观念是人类生存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并极大地影响着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观念是人为的创造物,观念生产是人类自觉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观念传播是观念从生产到消费的重要环节,对观念消费的实现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观念消费是观念生产的目的。观念通过消费,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指导着人类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同时也约束人们的行为,束缚人们的思想。     

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