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及其信仰是西方法治的基础”质疑

中国法治建设遭遇了困境,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与缺乏宗教的支持分不开.他们提出,西方世俗法治的成长得益于基督教的信仰的支持,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就是建立在过去两千年中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心理基础和多种价值之上;西方法律与西方宗教本来相通,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本质上是一回事,等等.固然,基督教曾对西方法治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称之为"基础"则言之过甚.学者以此为中国法治困境"诊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自然法思想历史沿革的剖析——兼论自然法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法思想的内涵不断因时代的要求而发生着变化.从自然到理性,从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至直接表达一种价值追求.自然法思想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影响着当时的社会.自然法思想在当代的价值就是引导人们重新关注探求法律中的价值,重塑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论我国法律信仰形成的法律心理基础

法律信仰主要有两种:法律虚无主义与法律至上主义。在社会治理结构中,人治与法治是最基本的治理模式。然而,在一定的社会中,人治与法治地位与作用的不同,人们的法律心理也就不同,以不同的法律心理为基础,形成不同的法律信仰。在我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完成法律信仰从法律虚无主义走向法律至上主义,首先必须完成法律心理的基础转换。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重建启蒙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主张宗教与世俗之间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他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当代国际范围内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     

重建启蒙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主张宗教与世俗之间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他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当代国际范围内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     

宗教与法律的共契互动——基于中国经验的分析

宗教与法律关系的主要学说有：宗教源于法律，法律源于宗教，二者同源，二者同构。在历史上，宗教信仰和宗教禁忌构成我国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精神要件，是法治的内在构成要素和驱动力。在当今法治建设进程中，宗教与法律也存在相互融合的契机，二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作为都市生活样式的现代法治——法律人文主义立场的叙述

西方城市法律在中古时期是城市共同体的生活样式,凝聚着信仰和宗教情怀;随着城市文明的发展,法律逐渐失去了旧有的意义,转化为形式理性的规则.形式理性的法律有利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但对于现代都市生活中多元价值观念的冲突,却是无能为力.当代法学理论在法律的自由纬度和平等纬度之间各取一端,似乎都还不能解救现代法治的困局.可以考虑借助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哲学"和图依布纳"反思法"理论模式的构想,为现代都市设计超越形式理性/实质理性二分法的制度框架,以求重构都市生活的样式,构筑超越自由/平等二元价值对立的都市新文化,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城市法制在人文语境下的诸多问题.     

法治社会中的宗教秩序研究

宗教不但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且也是一种秩序形态,是型塑其他社会秩序形态的基础。由于宗教、道德、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秩序类型,但因为宗教秩序的特殊价值,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宗教及其秩序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变化了的只是其存在的形式。     

论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构建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树立法律信仰是国家法治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法律信仰的对象是一个最宽泛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并不指国家法律,而是一种融意志与规则、情感与信仰于一体的"综合法学"。在传统文化、法治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普遍表现出对法治观念的迷茫和对法律态度的功利性。优化法治环境、唤醒权利意识、注重法德并举、改革法学教育等措施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最终实现法律信仰的构建。     

论“德治”的法治基础及作用机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突出了德治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法治观形成。从国家视角看,法治和人治是相互对立而不能并存的两种社会治理模式。但无论人治还是法治,都是可以和德治共生。通过道德规范约束人的内在良心,法律规范约束人的外在行为,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在法治国家,把德治建立于法治之上,通过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相互作用保障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达到霍布斯追求的人的"自我保全和更为满意的生活",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因此"法德并重"社会治理新模式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理性,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并区别于西方的东方法治观。     

试论公众法律信仰的培养

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针的提出,法治精神已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公众法律信仰的缺失仍然严重影响着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公众法律信仰的培养,特别是要注重“良法”的制定,使法律深入人心;对国家公职人员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在其公正执法中树立法律权威;改革普法教育中重知识、轻素质的倾向,着力进行基本价值观和基本运行原理的教育。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论现代法治信仰的培植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意蕴就是社会成员内在性的法律信仰。我国要实现法治化 ,首先必须树立个人乃至全社会普遍的法治信仰。而现代法律教育是培育整个社会法治精神和法治信仰的一条重要途径     

论法治概念与法治判断的要素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明确法治概念的内涵和法治判断的要素非常重要。法治是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方略,是一种法律精神,代表着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法制模式,是依法办事的社会状况,是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理想。法治具有主体、客体、依据和标准四个基本要素。     

我国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探析——从宗教信仰自由的角度

宗教和法律同为人类社会的调控系统,宗教的作用在于为人类提供精神指引,而法律重在规制人们的行为领域,宗教和法律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连接点在于法律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宗教事务问题。在宗教、民族问题复杂化的今天,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是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内容,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也是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有效途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要求,宗教事务作为一项国家公共事务也要依法治理,笔者试图依据法治理念的要求,对我国宗教事务管理的法治化问题进行有益的探索。     

国家治理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培养

法治信仰在我国是一种全新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培养也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应该使宪法和法律成为有效治理的最高权威,否则缺少法治的纬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难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信仰是国家治理效益最大化的内在需要,它能够间接作用于国家治理过程,从而减少治理阻力,激发治理活力,提升治理能力,凝聚治理力量.法治信仰不应该只成为个别人的信仰,应该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信仰.     

宗教多元·理性沟通·体制保障——对“宗教共同体”相关问题的质疑

消除宗教彼此之间的对立冲突,形成多元通合、和而不同、和合共生机制的愿向是令人向往的,但理性的信仰之道和宗教共同体的提法则是不妥的。因为,宗教信仰虽然不必是反理性的,但就其作为信仰而言主要依赖于启示和神秘的宗教经验,理性的信仰之道实际上是把宗教信仰排除掉了。这样,宗教就等于哲学了。宗教必然是多元的,就其都想坚持各自的信仰而言甚至是排他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宗教界自身的力量难以建立宗教共同体。必须依靠公民社会的政治体制的保障,才能建立一个跨宗教的公共交流的平台。有关这一问题,哈贝马斯有关宗教融入公共领域的构想具有启发意义。我们应营造一种让宗教参与公共领域内对共同关心的伦理、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商讨的机制,增进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相互理解,发挥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宗教和平与社会和谐。     

民间法意义上的盐业合伙契约

凝聚着人们的心智与情感并具有高度认同感的民间法,弥补着国家法留下的“真空”,充实了社会控制体系,使纠纷解决变得便利和经济,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认可、吸收,民间法还能转换为国家法,从而对法治社会的建设和我国人民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巨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契约是民间法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属于一种“普遍性判断标准”或广义上的“法律渊源”。盐业合伙契约作为我国近现代一种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民间契约形式,无疑属于民间法的范畴,通过对其具体内容、历史作用以及民间性特点的分析,有利于人们认识在国家法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如何为民间性规范留下适当的生存空间,从而为中国法治理论研究提供有益的制度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