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直隶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随着清末直隶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直隶疆域改制的问题也一度被提上日程。为此,直隶地方政府通过增加行政建制,加强了对直隶辖区边缘地区的行政统辖权。同时,直隶还试图通过迁移县治等办法改变大兴、宛平与京师管辖权限界限不清之弊。作为立法机构,顺直谘议局为推动顺天府的行政改革做出了努力。但最终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改革思路混乱,造成了地方行政区划改革无所适从而失败,而直隶则通过加强边地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基层行政权力。     

"情理法"与明代州县司法审判

明代州县官在审理司法案件过程中蕴涵的"情、理、法"交融与冲突,使明代州县司法审判具有了鲜明的特点.州县官在处理民、刑案件时拥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在审理过程中也是"情、理、法"兼顾并用,一般都能在不违反国法情况下重视情理因素."情、理、法"的合理兼顾,要求州县官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必须掌握好"情、理、法"的运用分寸,而三者的巧妙结合成为明代州县官是否"清明"的重要标准.     

透视中国的行政审判体制:问题与改革

行政审判体制问题是当前制约我国行政诉讼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现行的行政审判体制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现行的行政审判体制面临的是全面性危机 ,问题突出表现为 :行政审判的独立性不强 ,法院在行政审判中的权威性严重缺乏 ,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 ;深层次来看 ,涉及到司法的地方化、司法的行政化、法官的官僚化等问题 ,使得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公正难以实现。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 ,文章在剖析成因后提出相应的对策 :在改革路径上应当推行整体性的结构化改革 ,在中国建构独立的行政法院制度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     

论宋代转运司的司法职能

司法审判是宋代转运司职能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提刑司设立以前 ,转运司是地方最高司法审判机构 ,在提刑司设立以后 ,提刑司成为监司中最重要的刑事审判机构 ,但转运司除了有权审判不服提刑司判决的刑事案件之外 ,仍然是监司中最重要的民事审判机构。     

路述唐代的司法监督制度

唐代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监察体系,朝廷以中书门下作为立法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尚书省作为行政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御史台作为专职监察机关对司法进行监督,巡察使以中央的派出机构对地方州县的司法活动进行监察,从而构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监察网络.     

地方保护主义对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及治理对策

地方保护主义和我国法律运行机制上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使现行地方立法、执法和司法权运行机制中存在着明显的地方化倾向,已经严重影响到司法机关正常履行其基本职能,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在加入WTO的今天,更应加强法制建设,发挥行政审判和司法审查的作用,改革现有法院设置和司法行政管理体制。     

论和谐社会的审判公正构建

审判公正是法的自身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其内涵是要在审判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平等、正当、正义的精神。在我国当前,由于司法理念的滞后以及体制或制度等一系列原因,审判不公及司法腐败现象较为严重,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我们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创新司法体制和制度,以保证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外交体制的变迁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设计的广州外交体制经历了设立、困顿和瓦解的阶段。清朝的外交中心也由南到北转进,先是广州(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然后江南(两江总督兼办理各国事务钦差大臣),直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成立,完成了清朝外交机构的北进和上移。这标志着中国近代外交机制的初建和外交机构从地方到中央的转变。     

对簿公堂——一件清代民事诉讼案的解读

本文拟以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二年四川巴县衙门处理的一件民事纠纷案为解读对象,通过审视官民诉讼策略的运用,明晰诉讼展开过程中诉讼主导权的迁移过程。作者认为,清代州县官员在裁决民事纠纷时,实际要同时面临三个方面的压力,即国家的成文法要求、习惯法的制约以及国家的行政要求。     

梁勇著《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巴县为例》读后

正自20世纪以来,许多州县档案被陆续发掘,深化了中国传统政治与区域社会研究。梁勇的新作《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以下简称《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的代表性著作,对于清代地方政治与移民社会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书属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以巴县档案为基本材料,结合相关民间文献与官修资料,以区域社会史为视角探讨了清代巴县移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历时性的书写方式勾勒了清代巴县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发展历程。     

论唐代“岭南五府”建制的创置与演替——兼论唐后期岭南地域节度使司建制

唐代岭南地域的都督府建制单位具有地方高层管理组织与行政区划的典型性。武德四年（621）,唐朝平定岭南地域,遂在南疆建置行政管理机构,分划管治区域。所谓＂岭南五府＂是对置于岭南大陆地区五个都督府与都护府的通称;而＂岭南五管＂则是对五个都督府及都护府管治区域的总称。与此同时,还有置于海南岛的崖州都督府。武德中,岭南地域相继出现11个都督府（初名总管府）,管87州。＂岭南五管＂格局形成于天授中（690—692）容州都督府组建后。先天至天宝十五年间（712—756）,岭南地域仍有六都督府,属州增至73个州。至唐后期,在＂岭南五府＂的基础上次第建立五个方镇,仍称＂岭南五管＂。     

唐代渭水四赋赏析

据清代陈元龙撰修的《御定历代赋汇》收唐代文人4篇有关渭水的赋作,分别是自居易的《泛渭赋》、卫次公的《渭水贯都赋》、刘殉的《渭水象天河赋》、独孤授的《泾渭合流赋》。这四篇赋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唐代文人对这条河流的情感与非同寻常的认识。《泛渭赋》体现了青年时代的自居易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有为追求;《渭水贯都赋》体现了人们祈盼盛世永驻的美好愿望;《渭水象天河赋》表现了人们对清明政治的渴望;《泾渭合流赋》则更多强调的是个人与他人的“和”、个人与群体的“和”、个人与社会的“和”,反对“独清”。     

清道光年间理学士人在京交游述论

清道光年间,以唐鉴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等在京理学士人形成了一个交游群。这一维持数年的交游群体培养了一批理学骨干中坚,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的两种治学路向。晚清程朱理学的复兴可以说肇始于此。     

康熙时期八旗武官的选任及其特点

康熙时的八旗武官选任制度承前启后,与顺治时期相比,其重大变化在于:族属、旗界的根本打破,尝试委任汉员,并形成对拟选武官的引见制度,就用人方式而言,突出地反映为:重军功,用才俊,这种用人方式,后来演化为有清八旗武选的两个基本原则,但重视宗亲势力、勋旧世家以及近臣亲随的任用,也成为康熙朝八旗武选的鲜明特点。     

民国时期清词选本考索

民国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清词选本，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然而，迄今尚未有人对此予以全面的考察。通过汇辑考索知，断代专选类有37种，历代杂选类54种，地域类40种，闺秀类15种。对民国时期清词选本的考索，可以为清词研究、民国词研究奠定史料基础。     

古地图:见证中国地理大发现——以中国的天文观测与地图测绘技术为依据

通过对《山海经》、《梁书·诸夷列传》等古籍记载的扶桑国、女国、毗骞国等古国地望的考证,以及对唐代《华夷图》、元代《东南海夷图》和《西南海夷图》、明代《内板山海舆地全图》及清代《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等古地图的地图投影方式进行研究,清晰再现了中国古代发现世界和测绘世界地图的历史脉络。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地理发现范围广阔、领先世界,在1375—1392年期间采用先进的横轴等距方位投影绘制了精确而完整的世界地图。从古地图中不仅破解了困扰地图学1000多年的谜题,而且见证了中国地理大发现——中国发现世界——并非传说。     

论康熙“博学鸿儒科”之旨在笼络明遗民

在明清更迭的历史进程中,“遗民因素”几乎始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变量,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就清初遗民史的演绎而言,遗民现象随明清易代而衍生,因满汉文化冲突而凸显,也谐应着清廷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整合而消解。其中,康熙“博学鸿儒科”的诏举无疑为遗民蜕变的枢纽。就主旨而言,博学鸿儒科既不在于粉饰太平,也不在于彰显文治,更不在于招揽人才,而在于笼络遗民士人。所以,是科虽有考试的形式,却只有游宴的实质;虽以“揽才”相标榜,却以“揽心”为归趋。     

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

在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史上,唐代赋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继承传统赋论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唐代古、律体赋论的建立、完备和对赋体创作理论的深化上,体现了在传统赋学思想领域内的新开拓。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唐代赋论是“停滞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写心指向下的体制重构——论清代文言小说《扬州梦》

《扬州梦》是清代一部独具风格的文言小说，以叙述扬州风土人情世态、妓女士人情爱琐事为主。作者晚清文学家周伯义是被推为人师的博学名儒，但《扬州梦》背离了其正统、严谨的整体创作风尚，拥有较强的主体意识，真实书写心灵，集中体现在自娱与自我实现，爱恋、思念与怀念，醒悟、追悔与劝戒，潜藏难言的心理等方面，细致展现了文士心路历程。在写心指向下，《扬州梦》集古代文言小说体制之大全，包含志怪、传奇、志人、杂俎成分，同时还吸收了传统诗歌、词赋等体裁，在晚清同类小说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清代旗人封爵略论

清代的爵位封赠作为一代制度始创于天命年间 ,由于清初爵位封授、晋升与清代开基立业相攸关 ,因而在清初较长时间内存在着武职、封爵混一局面。爵位本身拥有的特权和旗人重爵传统在清初政治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清代旗人在爵位封赠过程中所享受的“特殊”待遇成为清代历朝相沿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