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玄宗的改革

唐玄宗在位长达44年,分为开元(713—741年)和天宝(742—755年)两个时期。开元和天宝前期,是唐王朝的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盛世”的出现,是与唐玄宗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致力改革分不开的。天宝以后,由于玄宗逐渐丧失了改革,进取的精神,使朝廷内部奸佞当道,弊端丛生,导致社会危机四伏,酿成“安史之乱”大祸,使唐朝由盛转衰。     

盛唐之治与官吏任用制度

<正> 盛唐(618—74)时期,曾一度出现了所谓“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盛世景象,经济文化繁荣,社会比较安定,名族人民联系加强,中外友好往来密切,国威远扬,是世界上文明昌盛的先进国家,盛唐之治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官吏任用制度,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本文试图拟据有关文献对盛唐时期的官吏任用制度作以初步的探讨。     

从唐朝的盛衰谈梅花与牡丹

唐玄宗在青壮年时期,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最强盛的“开元盛世”,姚崇、宋NFDF8两位贤相是最大的功臣。梅花宰相宋NFDF8为相期间,宽刑减征,修好邻邦,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唐玄宗宠幸人类中的牡丹花——杨贵妃后,一方面杨贵妃“惑主”,使唐玄宗骄奢淫逸,荒废朝政;另一方面杨贵妃引荐了杨国忠这个牡丹大玩家,由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盛唐由此变衰。与此同时,植物界的牡丹花使王公贵族玩物丧志也是盛唐衰亡的一个重要社会根源。     

赋写建筑——论唐代花萼楼与《花萼楼赋》

花萼楼始建于唐代开元八年(720),位于长安兴庆宫(今西安市兴庆宫公园)内.花萼楼作为玄宗时期象征性之盛世建筑,已然形成诸多与开元、天宝时期有关之历史书写.此楼虽经战火焚毁而沉寂千年,然借由开元年间进士科试中高盖、张甫、陶举、王諲、敬括等五篇《花萼楼赋》,仿佛再现此一皇家建筑状貌.赋作不仅体现了王朝的国力与气度,彰显了盛唐壮丽气象,蕴含浓郁的伦理教化功能,而且其丰富多元之审美艺术,实具有礼制文化与宫阙建筑之深层创作意蕴.     

乱世之低吟 盛世之战歌——魏晋田园诗与盛唐边塞诗之比较

从时代、诗人、诗风等视角对魏晋“田园诗”和盛唐“边塞诗”进行了比较,认为田园诗是魏晋“乱离之世”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儒士无奈的悄声低吟,边塞诗是唐代“开元盛世”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战士”高亢的战歌;前者是苟身全性的消极逃遁而后者是百折不挠的积极进取,是盛唐精神的典型体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早期“治世”概念道、儒、法、墨诸家并用，后被佛教化用，最终主要成为儒家治国的理念。“治世”的内涵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等是最主要的内涵。“治世”这一概念，还催生出了一系列衍伸内涵，并与之成体系，比如治世之音、治世之礼、治世之文、治世之诗、治世封禅、治世祥瑞。“年号加盛世”的组合概念，古人使用得极少。在典籍之中，盛世主要运用在“唐虞盛世”“三代盛世”等三代时期，“开元盛世”古人称为“开元之治”,鲜有“康乾盛世”的提法，“年号加盛世”的概念多为今人对古代国家物阜民丰状态的概括。作为概念的“盛世”运用多于“治世”可能还要到近代以后。“三代之治”与“贞观之治”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套治世体系：前者是虚构可层累的概念，往往被学人借用为申说自身治国理想的工具；后者实际发生过，是古人艳羡与师法的对象。     

论贞观史学

唐代是我国封建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而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史书修撰方法的变化,史学独具的特色和史观的进步性,尤其给唐代中后期和唐以后的史学以很大影响。今姑且称其为“贞观史学”,略加论述。一、修史方法的根本变革贞观年间,史书的修撰方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通过设置专门机构撰修国史(当朝历史)与前代史,实现了史书由私撰到官撰的转变。史馆,作为官修史书的机构,始置于北齐。在此之前。北魏节闵帝时曾设立修史局,并     

论高适、岑参边塞诗的时代精神

高适、岑参主要创作经历在唐玄宗开元和天宝年间.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顶点,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自信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本身就容易激起人们昂扬、奋进的思想感情,人们追求美的生活,美的生活也拥抱着人们.这种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为“盛唐之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所以唐玄宗在位五十余年中就涌现了十几位大诗人.这一代诗人具有进步的思想和宏伟的抱负,以蓬勃向上、慷慨豪放的感情去讴歌盛唐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生活和斗争,所以     

論高适和岑参的詩——《高岑诗选》前言

一在空前繁荣的盛唐詩坛中,高适和岑参是以擅长边塞詩而著称的。边塞詩不始于盛唐,但到盛唐时期才大量涌現。盛唐边塞詩的发展固然和整个詩坛的繁荣无法分开,但也有其独自的社会原因。唐太宗进兵突厥,安定了边疆。唐高宗中叶以后,突厥不附,吐蕃强盛,屡屡犯边。武后时对边境民族基本上采取守势,但当时边疆的战爭仍較頻繁。唐玄宗开元初年虽較安定,但边境民族統治者对唐的侵扰也不时发生。如开元二年(七一四),吐蕃侵临洮、渭源,“自是連岁犯边”。开元中年以后,唐对边疆用兵的次数增多,規模較大;边境     

唐代“三李”诗歌的精神流变

盛唐李白、中唐李贺、晚唐李商隐是唐代诗歌不同时期的杰出代表。李白盛世长歌的昂扬之气,李贺孤寂苦吟的萧瑟之意,李商隐风流晚唱的凄凉之态,构成了唐代诗歌精神的流变过程。唐诗由盛唐的昂扬首变为中唐的萧瑟,再变为晚唐的凄凉,这实际上也正是唐代士子由奋发蹈历乐观进取,转而为消沉冷漠枯寂渊默,直至暮气沉沉的心路历程。     

唐修八史散论

对唐初所修的八部正史,学者向来褒贬不一。其实,唐修八史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同时也留给后人两点启示:1.朝廷重视历史是史学发展的前提条件;2.在充分发挥官修史书优势的同时,不应排斥私家修史。关于社会风貌对史臣编纂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门阀政治与史家的士族意识和门第观念、佛教的兴盛与史家的崇佛倾向、天下大势由分到合与史家民族观念和国家统一思想的不断发展三个方面。贞观年间堪称中国史学与政治密切结合的典范时期,这既表现在史臣在修史过程中自觉的求鉴赞治意识上,同时也表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那深沉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经验的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上。     

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

西周末期,中国的传统史学产生于官方制度化地记录史事,至战国时期私修史勃兴,编纂水平超过官方。历经秦与西汉,官方史学呈现衰微和停滞,而司马迁的《史记》则是私修史的巨大跨越,而且有将史学发展拉向突出个性精神、离开先秦以来传统路径的倾向。但东汉明帝支持班固撰修《汉书》的同时,倡修《东观汉记》,开创官方不仅记史而且修史的局面,将史学重新拖回依附朝廷政治的方向。东汉对私修史引导而不堵塞,构建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双轨发展的新格局,这奠定了传统史学的基础,促成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其历史文化魅力,导致后来少数民族政权的仿从,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最重要的先导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初盛唐过渡时期诗人张说

张说(667—730)是“开元宗臣”,又是文坛领袖,“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也是初唐渐盛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在唐代文学发展史上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盛唐诗歌有导夫先路的作用。但迄今很少有人对他进行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有鉴于     

明代翰林院之建置及史学功能的强化

翰林院之建置始自唐初,宋代以后不断增加了修史的内容。明代翰林院设置之后,几经改制,翰林院官员的额员及职掌也经多次变化。明代没有专门的修史机构,翰林院承担了全部修史之职,史学功能强化。有明一代,翰林院不仅设置了专职史官,而且还多次组织开馆撰修大型史籍,史学成就显著,影响深远。     

唐代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一、修史服务于现实政治唐代史学的兴盛,除了自身发展的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时代的需要促成的。如果将唐代史学与政治形势结合起来考察,问题就会显得非常清晰。鉴古诫今是中国史学的传统,这种思想在唐初倍受推崇,成为统治阶级治国的指南。隋朝一统天下,兵强国盛,“威动殊俗”,然仅三十余年,“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唐继隋后,而对魏晋以来频繁的朝代更换,深感国运无常,不能不对前朝的盛衰之迹加以总结,以期李唐江山能够长治久安。早在武德五年,李渊在诏修魏、齐、梁、陈、周、隋六代史的诏书中就申明史籍之功用。他说:“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穷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     

试析孟浩然诗中的“安乐”情怀

孟浩然作品风格上浸染了盛唐诗歌的共性色彩。孟浩然诗与“盛唐气象”间的关系,人们早已密切关注,但从其反映社会上层的宴饮游乐、普通农人的安宁祥和等生活场景的诗作揭示盛世气象的却并不多。盛唐时期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是孟浩然此类诗歌创作基调形成的社会基础;唐代行旅之风大盛,对孟浩然诗歌创作题材的撷取及盛唐气象的多样化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唐玄宗开元时期择吏尚“清”与盛唐诗坛

唐玄宗开元时期择吏尚"清"。作为择吏标准的"清"衍生政治清风,政治清风又营造了审美风尚的"清",审美风尚的"清"进一步影响了盛唐诗风的清刚。盛唐诗的清刚风格发展了魏晋六朝的"清"而比之更积极进取,影响了大历诗风的"清"而比之更刚正。盛唐诗坛的清刚风格与开元鼎新、大唐盛世、三教共融的清明社会相互参证,有密切联系。     

洪荒与胜景——谈“江河并流”的史学意义

一、“二元制”文明中国的古代文明是一种“二元制”的文明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说就是沿着一种“同源一异流一并融”的方式发展的文明。这种文明发展方式造成的结果是 :我国古代社会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引起政治上的动荡不安 ,即使在全国经济发展比较平衡的时期 ,如汉文景时期 ,唐贞观、开元时期 ,清康雍乾时期 ,这些所谓的“开明盛世” ,也不可避免的面临诸多社会问题 ,尤其是边疆民族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看作是“二元制”文明本身的痼疾 ,要妥善的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正视地区经济差异的存在 ,并努力去缩小这种差异。那么…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盛唐“开元之治”的政治家—姚崇

姚崇,是中国盛唐时期的著名宰相,是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对姚崇的生平事迹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开元之治”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本文试对姚崇的生平和政治业绩加以论述,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