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背景下村规民约的德治功能研究——以浙江何斯路村为例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党中央对基层治理的基本要求.村规民约作为非正式的社会治理制度,注重依靠道德力量教化和约束民众行为、规范民间秩序.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道德伦理基础,是建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在当前乡村治理背景下,德治必须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以此融入现代价值体系...     

贤人之治的当代民主嬗变

从本质上看,贤人之治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其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行政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理者还须积极回应公民参与、理性行政、多元治理、公共利益等民主治理的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行政发育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新乡贤的作用研究

源于浙江桐乡的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是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工具,"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待丰富和完善。从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逻辑思考不难发现,当下乡村治理仍陷于困境的关键在于乡村内生动力不足,最大限度地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根本途径。中国源远流长的乡贤文化恰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宝贵资源,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引入新乡贤的参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其道德示范、能力引领与学识涵养,有望全面激活乡村自治体系、有效培育乡村法治精神、充分唤醒乡村德治传统,全方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进而重塑乡村共同体,达到乡村善治的目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之治”研究综述

"中国之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中国治理体制和中国治理道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新命题,"中国之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后,"中国之治"的研究形成热潮。学界主要围绕"中国之治"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但也存在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未来,应突破学科界限,拓展研究视野;加强文本研究,深化研究内容;借鉴其他领域,丰富研究方法,促进"中国之治"的研究走向深入。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为政以德: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标志

"为政以德"是孔子所提出的关于治理国政的基本方针,是儒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也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鲜明标志.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为政以德"是对为政者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处理政务、治理国家方面,为政者必须遵从一定的道德准则,并重视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从"为政以德"的基本原则出发,儒家倡导德治、仁政,反对暴政、苛政.在德治与刑罚的关系问题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认为在治理国政中道德与刑罚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德治是根本,刑罚只能是"辅治之法".儒家在政治上不但倡导"德政",而且还主张"以德导民",要求为政者注意社会道德教化,并把道德教化视为治国之本.正确把握孔子及其儒家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孔子及其儒家的政治思想、道德理论以及整个思想体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传统德治主义的几点思考

德治的理念孕育于夏商,诞生在西周初年.春秋战国时期传到民间后,经过儒家学派的阐释和发展,演变成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传统德治主义重又回到官方哲学的地位上,遂成为后世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之一.这样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事实上成为古代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尺之一.德治本是一种治国方法,后来拓展到社会职司的本质层次上.以德治国要求统治阶级明德慎罚,教化先行;要求他们以身作则,不懈于治;要求他们勤劳民事,以民为本,然而这些要求都是从主体方面提出来的.被治理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传统德治主义中的主动地位是不存在的.缺乏来自于下层人民群众的参与,没有一个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做保障,这是传统德治主义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德性之治:依法行政语境下的理性思考

在依法行政语境下,德性之治似乎已日渐势微。然而,从德性之治的历史渊源及现代含义、理论支撑及现实需求中,可以看到了德性之治在当下依法行政责任体系建设中的不可或缺。在当代,行政执法机关实施德性之治的基本路径在于:行政理念的更新,道德素养的提升,与时俱进的教化和伦理制度的完善,实施德性之治,必须正确处理好德治与法治、德治与人治、治人与治己之间的关系。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传统"德治"的意蕴 ——兼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中国传统"德治"形成于西汉,其内涵是德性、德政和道德教化."德治"的基本意蕴:"德治"是以汉承秦制为背景的;"德治"是汲取秦朝独任刑罚教训的举措;"德治"是力主"德主刑辅"即发挥道德教化引导民众的主导作用;"德治"是倡导"前德后刑";"德治"是以法治为保障,以法治为标准和目标的.     

德治：道德信仰之治

规范性德治的整齐划一决定了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诸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德性的建立要以对道德绝对命令般的信仰和感情为前提,所以德治首先应该是道德信仰之治。现代道德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道德信仰之治不是整个社会道德信仰的一致性,而是个人道德生活的同质性,即道德价值信仰的多元化。     

“道治文化”说

“道治文化”是指与礼治、法治文化相并列的道家政治文化,是对道家“道法自然”的政治价值观及其清静自治的政治行为方式的新概括;“道治文化”的宗旨是自然主义,其内在的机制是无为和自治,有“依道治国”和“以道治国”两种类型,二者是体与用、“道”与“术”的关系。     

法治、人治与民主

法治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从民主的角度看,法治与宪政是一致的;从管理的角度看,法治就是限制权力的范围,使民主权利得以保障;从哲学角度看,法治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理想目标;从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看,法治排除了人治的任意因素。说到底法治还是人的统治,但法治中有人的因素并不等于是人治。民主的核心是一种参与机制,民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条件。     

孔子德治观的现代启示

孔子是历史上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留下了大量丰富而又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总结和借鉴。作为一名政治家孔子,他所倡导的德治理论及其主张对我们今天推行“以德治国”方略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试论老庄哲学中的“德”：几个问题的新思考

老庄哲学语境中的"德"含义复杂且深邃,比如说"玄德"概念及其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由来已久的德的观念,可谓思想史进程中"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围绕着老庄哲学的"德",有若干问题值得深入探究:第一,道与德之间的关系能否归结于"德者,得也"的训诂解释,或者说道与德之间是否有那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分有关系?如果考虑到"德"实际上意味着"性"或者更深意味的"性之性",那么德就具有两层含义:万物殊性且自得其性的性;万物玄同意义上的"性之性"。第二,老庄往往通过宇宙论模式阐发道物关系,同时也展现了探究德与物之间关系的多元思考,后者隐含了一种心性论的旨趣。第三,作为价值判断语词的"德",足以提示出超越于伦理规范的原初伦理,即更高理论层次的德性伦理学(含政治哲学)。这几个问题的新思考有助于加深对老庄哲学的理解。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批判地吸收了我国传统治理国家的经验,赋予“德治”以新的内涵,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方略提出来,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治国理论。对实施这一治国方略进行了探讨。     

西汉法定徳属考辨

文献中常有"炎汉"、"炎刘"的提法,其实准确地讲这仅指东汉。整西汉一朝,始终未立火德,前期是水德,中后期是土德。至于西汉后期极为盛行的火德,并未被定为法定徳属,直到光武帝时才"始正火德"。若以为"炎汉"即为两汉,则是对历史真相的曲解。     

弘道崇德:孔孟儒家的两个终极伦理观念

从生存伦理学角度分析孔孟儒家的“道”、“德”观念,可以看出弘道崇德是孔孟儒家的两个终极伦理观念,最初并不具有现代汉族语境中的“道德”含义。“道”作为终极意义上的一个形式指引,其本体论地位是后来才获得的“德”最初的含义也是终极意义上的,即指顺从天意,根本不是后世所言道德之“德”。     

儒家文化视野中的“大国地位”

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大国地位＂愈加明确。中国应当行儒家的＂王道＂,反对恃强凌弱的＂霸道＂,以仁道、公道、恕道处理国际事务,在把国内事情办好的前提下,成为世界上公正而有威信的＂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