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艺略》命名探微

刘向、歆父子校书之分职,与《别录》、《七略》所分六略,除《六艺略》外,一一对应。从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的旧六艺,发展为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内容的新六艺,孔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六艺略》之得名,正在于对六经教化功能的强调,并体现了刘氏父子对旧王官之学的传承,以及建构郡县制帝国学术体系的努力。     

《诗经直解》之序与跋

一、关于《诗经》的话(代序)《诗经》是我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易》、《书》、《诗》、《礼》、《乐》、《春秋》合称为《六艺》,又称为《六经》.《乐经》今无其书.或说亡于秦火;或说《诗》《乐》为一,自诗言之叫做《诗》,自乐言之叫做《乐》.或说《周礼·大司乐》章;或说《礼记·乐记》,原出于《乐经》;这都无据.现在就只有《五经》了.有谁提到《六经》,我们就知道这是说的《五经》.其称为《经》,最初见于《庄子·天运》篇、《礼记·经解》篇.朱彝尊《经义考》说:"《诗》     

儒学与经典诠释

1938年,马一浮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至该校为学生讲论国学,后集为《泰和会语》。在《楷定国学名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中说: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     

就老解《易》略论中国文化史上一大发明:辩证法

一中国古笈,向称“六艺”(《周礼·地官·保氏》)。汉司马迁云: 孔子云:“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史记·滑稽列传》)儒家独尊,故称“六经”。究其意蕴,庄子亦云:     

齐经学精神与21世纪国学研究

孔子删定六经,至汉初只传《诗》、《书》、《易》、《礼》、《春秋》五经。汉初传五经之可考者如下：《诗》：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燕人韩婴（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申培《诗》传自齐人浮丘伯（见《汉书·楚元王传》）,是三家中两家是齐学。三家...     

国学教育的内容与施教原则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张秀英在《三〈礼〉中所见的周代教育制度考论》的来稿中指出:对《礼记》的有关资料逐一分析,结合《周礼.春官》所载,国学所教应包括:1.四教:《诗》、《书》、《礼》、《乐》;2.干戈羽籥之舞、春诵夏弦之技。3.行止仪法和“六艺”:礼、乐、射、驭、书、数。简言之,国学以四教、弦歌鼓舞与仪法践履之技以及六艺为教学内容。施教原则:在大学教育中,以敬道启之,以官劝之,以所学顺之,以刑威之,优之柔之,教之诲之,察其志意,待其临事不惑,“离师辅而不反”(《礼记.学记》,卷三十六)则得成其教。除以上具体准则…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     

孔子与《诗经》

《诗经》是我国古代六经之一。它流传久远,影响深广。这与孔子私设教馆,以《诗》教授弟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孔子诗教、教诗、评诗、正乐等方面作初步的探讨。一孔子十分重视诗教,他教诲弟子说:“小子(学生们)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他从《诗》的社会作用和教育作用着眼,以培养学生德才兼备的“君子儒”,从而达到“事父”、“事君”的目的。孔子曾对他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②意思说,做人不学习《周南》、《召南》,就象面对着墙壁站立着似的,“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朱熹)又说:“不学《诗》,无以言。”③是指出使诸侯各国,办理外交,酬酢应对的言辞。这是从修身做人、从政做官的角度,强调学《诗》的重要性。     

对六经为儒家经典说的再思考——兼论六经的其它问题

新编《辞海》“六经”条目说：“指《诗》、《书》、《礼》、《易》、《春秋》、《乐》六部儒家经典。”其实,这只是汉儒的观点,以此阐释“六经”是不确切的。从记载春秋时期的古籍来看,事实上在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这六部重要著作早已盛行于世,并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开明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孔子及其儒家重视“六经”,与“六经”为儒家经典是两回事。既然这六部重要著作盛行于孔子创立儒家之前,那么这六部重要著作当然不是儒家的经典;春秋;诗经。     

略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书事业的重大贡献

孔子利用文书档案，所著《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既开我国文书档案利用之先河，又为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西汉经学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这场改制运动的特点是据经托古,而又别有新意.所以,它的出现同汉代经学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一、西汉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汉代经学即对先秦儒家《六艺》的注释和研究.通过传释儒家《六艺》以推演其义.汉武帝即位后,立《六艺》为《五经》(《乐》已散佚),经学之名由此始.春秋时期创始的儒家学说,主要著作即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即所谓《六艺》.战国之时,诸多学子研究传释《六艺》,分成若干派别,著名的有八派,在这八派中,除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两大派别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外,其余诸派多在《六艺》的传释上产生分歧.整个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在诸子百家中最为强盛,被百家诸子奉之为“显学”.秦朝一统后,独柄法家学说,禁绝儒学,儒学典籍濒于灭绝.汉初,汉惠帝“除挟书之禁”,儒家诸子又获得了自由争鸣的环境,公开地研究《六艺》.但是,当时他们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难的,经过秦火焚书及其数年战乱,儒家典籍大量散佚残缺不全,甚或只凭口耳相传,所以补正阙疑.教授弟子城为当时的急迫     

孔子论“乐”三题——孔子思想探索之五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对丘治“六经”之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孔子是不会把自己整理、编定的书尊之为经的,且这些书也不可能是孔子单独完成,在他之前,己有“六艺”之存在,但他在成书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这应当是无疑的。二是,“六经”云云,其实只有五经。《乐》经是本来就没有呢,还是秦朝焚书而亡失?今文经学家断定“乐本无经”,古文经学家则认为“至秦焚书,乐经亡。”孰是孰非,要待有新的史料发现,方能论定,但似乎“亡失”之说更近乎情理。《乐》经之不为人所见,确实给我们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本文仍以《论语》为本,参照有关文献,对孔子的有关“乐”和“乐教”的思想,作一些新的探索。     

再释《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诗》小序中有一段:"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这是小序中对《诗经》的介绍。历来注家对其解释较少,本文试图探求《汉书·艺文志》中哪些部分为刘向所写,哪些部分为刘歆所写。     

四书 五经 六义 六艺分别指什么

1.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2.五经《诗》《书》《礼》《易》《春秋》。3.六义风、雅、颂、赋、比、兴4.六艺(1)指六种本领,即:礼(礼节)、乐(音乐)、射(射击)、御(驾车)、书(写字)、数(算术);(2)指六部经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古文观止》书名是什么意思     

秦汉时期的三次焚书及其性质

我国的先秦文化典籍,其成书年代论者说法不一,但春秋末孔子整理、删定《六经》说,多数学者则认为可信。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于是孔子便“追迹三代之礼。”孔子自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遂在以往官府仪礼的基础上,整理删补而成《礼记》;孔子又“上纪唐(尧)虞(舜)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遂成《书传》;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冬孔子返鲁,是时道衰乐废,孔子乃正之,遂定《乐》;《孔子世家》又载:“古者《诗》     

关于师旷及其故事

师旷,春秋末晋悼公、平公乐师.作为古代妙辨音律的音乐大师,“师旷之聪”是人所艳称的.但师旷同古代小说的关系还很少有人注意.《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有《师旷六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还提到:“《汉书》兵阴阳家有《师旷》八篇,是杂占之书;在小说家者不可考,惟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     

读郑樵《通志·校仇略》

<正> 《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是郑樵“会通”学术思想在史学编制上的最根本的反映,其中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而《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三篇又是他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通志·校仇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论著,虽然从书的名称看,此书是关于“校仇学”的,但它是目录学理论的专著,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目录学的原理和规则。在书中郑樵第一次明确了治学、图书、类例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通过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指出了目录学的任务,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象征型兴象与解《诗》的分歧

历史上对于“三百篇”诗义的阐发从来就聚讼纷纭,直到今天,对于某些篇章的解释也仍然是莫衷一是。“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自然,不少分歧是由封建诗教穿凿附会的说诗而造成的。例如《周南·关睢》明明是一首新婚的赞歌,《诗序》却说:“《关睢》,后妃之德也……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睢》之义也。”《召南·驺虞》明明是一首狩猎的赞歌,《诗序》却说:“《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     

从目录学看传记体的演变

掌握目录学能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我国古籍的内容和容量,对于治学有“知类通方”的作用。同时,还可以对传记这一体裁的演变及所载述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估计。第一,传记这一门类是源出于历史的;传记的概念是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而逐步明确的。从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的记载中,能够寻出传记这一体裁源远流长的线索。汉代刘歆作《七略》,还没能将“史”独立成“略”,因为他受到当时学术、文化条件的限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其收书部类不出旧制,将纪传史的创世作《太史公百三十篇》收入春秋二十三家中。至曹魏荀勗创立了四分法,其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即是后来四部分类的史部。刘宋元徽年间,王俭“别撰《七志》在经典志中,除了六艺、小学外,还包括了史记、杂传两部分,这是目录学上“杂传”类的第一次出现。依《汉书·艺文志》和王俭《七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理解为传记最初是入经典类的,传本是解释经典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传记》中说“传记之书,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