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的百年回眸——从方东美的了结方案切入

方东美以康德哲学作为桥梁,从"一度同分"与"两度异分"的区分入手,将黑格尔哲学作为解剖的"标本",试图了结"科玄论战"。但方东美既没有将康德哲学的桥梁作用贯彻到底,也忽略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神学实质,特别是他借助黑格尔辩证法去打通"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并通过"生命哲学"的建构实现宗教、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时,实际上已经消解了"科玄论战"的核心问题。要言之,必须在"科学"与"宗教"之间为"玄学"厘定边界,清理地基,否则"科玄论战"的反思得不到根本的推进。     

关于"科学主义"思潮的辨析 --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说起

本文从"科玄论战"说起,分析了科学主义与科学派、唯物史观派的关系,认为不能把科学派等同于科学主义,也不能笼统地说唯物史观派支持了科学主义.在科学发展趋向整体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互相渗透的今天,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理论与材料: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成就及困惑

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是理论与材料之冲突的首次集中爆发。论战学者高度重视理论方法,但由于唯科学主义的笼罩,唯物史观被误读为经济决定论,并深陷西欧中心论的误区。其积极意义是改变了人们对理论的轻视态度,提升了中国史学的素质。论战学者在上古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进行史料开掘,从而超越疑古派和考古派之上。但论战一直处于理论与材料的张力之中。论战高潮过后,《食货》半月刊集中反思了二者的关系,终于找到一个平衡点。     

中国人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探析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路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无不是从儒学营垒中脱颖而出,这一心理进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复制或再现.首先,上个世纪初流行的各种社会学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往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阶梯;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无不是从进化论的世界观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的;再次,在建党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不完善的,经过20年代的"科玄论战"和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的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亲历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两个革命阶段,隐含着他们由旧跻新的心路转变;第五,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立场解读马克思主义--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的着力点,也是使中国社会心物两面都被彻底改造的切入点.但是,科学的有效性或功利性却无法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悖论.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笔者认为,正如一个"科"字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一样,一个"玄"字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完整的中华文化.道生万物,道玄物不玄.形上之道对应形下之器,道玄器不玄.玄妙之道,一是体现万物之中,二是体现在道器转化之中.在天地起源问题,中华先贤没有造神,而是创建了一个阴阳之道.在如何生活问题上,中华先贤没有依赖神的恩赐,而是用发明创造先进的器具来创造幸福.在中华民族开端之处,贤屯哲们的丰功伟绩大都体现在他们创造的器具之中.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器具之"器"可以与"道"字相并列,从源头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先进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应该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遗憾的是,科玄论战的双方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正如大树不能没有根一样,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辉煌,对中华文化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试论科玄论战的双重性质

发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科玄论战,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思想斗争。关于这场斗争的背景材料及一般状况,近几年来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作了详尽的介绍。这里所要探讨的,是论战的性质问题。本文认为,这场论战在哲学上具有双重性质:一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自由意志论的对立;一是唯物主义一元论与唯心论(包括历史观上的心物二元论)的对立。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近代“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思想再评价

玄学思想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科玄论战”中的一种观点。它肯定了以中国哲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解决人生观问题上的重要意义,认为仅靠科学无法解决人生观问题。限于当时形势,玄学思想受到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代表人物的严厉批判。但是,随着工业东亚的崛起和西方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取向问题,玄学思想也随着人们对于文化传统的日益回归而逐渐彰显其独到价值。     

试论科玄论战的理论误区

试论科玄论战的理论误区李文义，林振武，王高义科玄论战发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１９２３年２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认为现时代的特征之一是进入了＂新玄学时代＂。同样４月，地质学家丁文江（丁在君）对之进行了激烈批评，认为必须把科学方法...     

唯物史观的四种面相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变化,唯物史观在当下至少可以指涉四种"同源异相"的面相,分别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工作;第二国际与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哲学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成果以及以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为媒介进行传播的哲学观念。本文拟通过研究唯物史观从"同源"到"异相"的发展过程与形成原因,尝试丰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略论李大钊宣传和坚持唯物史观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历史唯物论的先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思想遗产,我们应该加以认真总结。(一)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是伴随着与唯心史观的斗争展开的。李大钊为在中国宣传与坚持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作了不懈的斗争。五四运动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曾进行了几次大论战。这些论战,归根结蒂,都是唯物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中却运用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来分析相关文化问题,这在客观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这次规模宏大、论争激烈的论战中,论战的参与者们提出了中国的文化发展之路亟待厘清的一些重要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和主张,这些思考也给予马克思主义者以启发和借鉴,不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瞿秋白对科玄论战的诠释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人生观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这场论战从学理上看,表现为科学与哲学关系争论,而从社会历史进程看,是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与以现代科学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的冲突。由于科学派和玄学派各     

西学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一

本文就一百年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作了反思.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具有启蒙倾向的西方思潮、特别是近现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发生大碰撞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一传入,其分歧不在是否应当,而在怎样使中国走上民主科学的道路,后来的对峙,主要是由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二者之政治背景不同所致;而科玄论战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这两种最主要思潮的论争在中国特殊条件下的表现.     

胡适“科学的人生观”及其时代与思想背景

一、“科学的人生观”的基本内容从1923年2月到年底,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简称科玄论战)。论战在所谓“玄学派”与“科学派”之间展开.玄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人生观不是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的,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绝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派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科学方法是绝对不受限制的,人生领域及人生观最终必然由自然规律和必然法则所决定和支配,也即必然由科学规律所     

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玄学派挑战的回应

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除了对科学派进行批判外,玄学派对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质疑,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知识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功能.为此,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真理性、价值真理性、实践真理性.具体体现为：初步阐述了科学与哲学的辩证关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真理性;深刻论述了自由人生观或自由意志的不“自由”,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真理性;较为正确地分析了通过变革实行社会主义救国论的现实依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性.这些回应,既巩固了之前批判东方文化派所取得的成果,即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更重要地在于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如何正确地推进指明了方向.     

中国人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探析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路

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无不是从儒学营垒中脱颖而出，这一心理进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得 到了更高程度的复制或再现。首先，上个世纪初流行的各种社会学说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往科学社会 主义的思想阶梯；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者无不是从进化论的世界观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的；再次，在建 党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不完善的，经过20年代的“科玄论战”和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第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亲历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 义的两个革命阶段，隐含着他们由旧跻新的心路转变；第五，从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立场解读马克思主 义&&&这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的着力点，也是使中国社会心物两面都被彻底改造的切入点。 但是，科学的有效性或功利性却无法解决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悖论。     

历史·逻辑·偶然:面向偶然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到了偶然性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挖掘马克思唯物史观中关于"偶然性"的理论论述,借助阿尔都塞晚年所提出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可以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出全新的解释,也能回应理论界对于"历史决定论"与"历史目的论"的批评.     

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推进

科玄论战是冯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入口,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冯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依据,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系统考察是冯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准备,智慧说是冯契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结晶.冯契智慧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上由专门哲学家构建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     

关于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的思考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基础和核心,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创造的本质之所在。如果说,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曲解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话,那么,列宁逝世后,唯物史观面临的主要危险则是来自唯心史观的种种挑战。把握唯物史观的真精神,就要理解总体决定、阶段决定和经济关系决定这三个层面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把经济关系即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看作透视其他一切历史现象的最根本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