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文化产业:实现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途径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物质财富的日益增加,人们的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也逐渐增加,结果是文化权益开始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迫切需求.与日益增加的文化需求相比,文化产品的供给却存在严重的不足.为了文化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和满足,除了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和健全公共设施之外,我们还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一方面是实现文化权益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发挥文化创造权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渠道.     

企业公民意识与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研究

企业公民是基于对社会负责、对员工负责的一种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精神和理念。企业公民的含义其核心是要对企业利益相关人承担社会责任,关键的是企业要对员工承担社会责任。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许多企业中不可缺少的劳动者,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公民意识的缺失和管理体制上的二元化现象,使得农民工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是树立企业公民意识的当务之急。     

论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内涵

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认识与公民程序性权利自身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公民程序性权利的不断扩展,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理解从传统的权利救济视角发展到法律程序视角。基于不同的程序理论与权利观念,人们对公民程序性权利的认识可分为工具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本体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和过程意义上的公民程序性权利,三者共同构成了公民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公民的利益表达研究

广州公民的利益表达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具有典型意义，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以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为主，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值得注意；以理性化的利益表达为主，非理性化的利益表达要进行规范；民生型问题成为利益表达的重点；利益表达以新闻媒体这个渠道为首选；社会地位不同的群体利益表达呈现出层次性。广州公民的利益表达已经反映出了我国都市型公民利益表达的一般理论要则。     

解读公民文化概念

公民文化是基于公民这一政治概念而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公民文化是一国公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政治生活及政治现象的总体认识。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合法性不仅指国家制度上的合理性,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更是指一国公民对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的内在认同和信仰。     

公民责任：逻辑前提与政治确证

一个健康而有序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体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更应该是倡导公民责任的主体性社会。在伦理思想史上,无论是机械决定论还是意志自由论都没能很好地回答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公民责任确立的逻辑前提是公民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公民责任的政治确证,是从政治意义上探讨公民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负担责任,即公民责任的政治合理性、正当性问题。公民责任实质上表现为公民基于权利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这种对有利或不利后果的负担,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国家或社会对公民的强制,这种强制的正当性,源于国家或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以及公民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二者共同构成了公民责任的基础。     

公民身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一种民主与国家理论的共洽

公民身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两种解释范武都陷入了一种自身难以调和的困境.两种范武的内在紧张,根源于公民与国家的不同价值趋向.我国公民文化与公民教育的缺乏,已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制约因素,公民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宣扬人格独立、崇尚宽容精神和强调政治参与.公民文化作为一种民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公民文化的资源,因而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公民教育,在新时期必须探寻公民教育新的有效途径.     

论中国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及其化解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的均衡性,因为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必然催生政治参与的无序性,比如政治冷漠、动员型政治参与以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当前政治参与的有序性和均衡性必须在政治发展上寻求突破.为此,我们要进行观念创新,使政府的治理思维得以现代化;要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正式制度对社会政治参与的容载能力;要积极开展公民文化教育,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公民文化的培育与行政腐败治理

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有着深刻的影响 ,尤其对我国的行政腐败产生重大影响。因此 ,在新时期探讨培育新型的公民文化对于我国的行政腐败治理有着重要意义。     

论基于政治效能感的公民政治参与

政治效能感与公民对于政府、政治体系的感受直接相关,其反映出公民对政治的感受程度。要研究公民的政治态度到底如何,政治效能感是绝不可忽略的变项。同时,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归因方式、行为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积极推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需要通过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积极发展基层民主、提高政府的回应性、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来提升公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通过确定合理的政治参与目标、广泛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学习替代性成功经验来提高公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     

印度妇女权益问题浅析

印度独立后至今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关妇女的重要法规 ,其中如 195 0年印度宪法 ,规定了对公民在宗教、性别和民族上不得有任何歧视 ,确认了男女的平等地位 ;195 6年印度教继承法第一次赋予妇女以财产继承权 ;1976年公布的有关男女同工同酬的规定等。这些法规促进了印度妇女发展事业的进程 ,使妇女的地位有所改善。另一方面 ,“宪法确实赋予了妇女平等的权利 ,但仅有宪法的条文还不够 ,平等鲜花绽放的美好形势还有待营造。……事实上 ,5 0年来印度妇女发展进程极其迟缓。……毫无疑问 ,一些名门闺秀也曾问津高官要职 ,但一般妇女则依然匍匐在原…     

论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法的两个核心问题.公民权利保障必须是宪法的核心价值目标,国家权力的授予和控制则应该是宪法最基本的内容,两者缺一不可.     

产权性质、现金股利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基于半强制现金股利政策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以2013—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2533个样本数据为依据,建立模型,可以看出产权性质、现金股利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现金股利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产权性质能够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为企业制定合理的现金分红政策、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提升企业价值提供必要参考。     

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机制

保护公民权利是国家的基本责任和义务,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决定了需要对其进行专门的倾斜保护。从立法规制来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公共利益为立法本位,以惩罚性赔偿为调整手段,以消费者权利为立法内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已经比较完善,但消费者权益保护仍面临诸多困境,究其原因就在于执法不力,国家尚未担负起相应的职责。应加大消费信息披露力度,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加强消费监管联合执法、协同执法,强化监管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加大消费监管力度,接受投诉后持续跟进。同时,要创新消费者权益保护司法机制,建立健全公益诉讼、集团诉讼、小额诉讼等特殊程序规则。     

金融危机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及保护对策

世界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经济下滑，企业倒闭、裁员、欠薪、断保甚至雇主欠薪逃匿等问题不断发生。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危机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远胜于对企业的影响。在危机应对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关系到我国劳动关系能否和谐稳定的终极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依据国家统一立法，贯彻劳动法倾斜保护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进劳资协商对话机制，使之成为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主流模式。     

创新公共图书馆服务以保障残疾人权益

公共图书馆是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社会公众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神圣职责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本文从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的角度出发,以促进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创新、融合发展为目的,针对公共图书馆服务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服务措施和拓展服务功能、善用社会力量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农业转移人口的空间权益区隔与再结构化研究

城市空间的持续扩张与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迁移是现代化进程中最为突出的两大图景。立足于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背景,通过将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置于总体性城乡空间秩序与空间再生产的体系中进行考察,分析这一群体空间区隔与权益剥夺的现状,并从空间生产的逻辑中透视农业转移人口空间权益区隔与结构化的机理。研究发现,城乡空间分工的制度壁垒导致了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身份结构化,空间再生产的资本逻辑加剧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空间区隔,城市空间扩张与规划中的权力介入强化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弱势地位。因此,要以共享城市空间为理念,以空间正义为核心,提高空间权益的开放性,增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权益。     

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与国家义务

文化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义务主体虽然是不特定的,但从伦理和法律上可以推知国家应当承担主要义务：国家义务包括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作为两个方面。消极的不作为主要指国家不得利用其权力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肉体上或文化上的灭绝或同化,也不能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歧视待遇或排斥其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国家的积极的行动包括适当立法、采取优惠政策和特别措施、提供资源、促进多元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促进充分参与、“正当关护”和加强国家合作等。     

创建“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及其意义

马克思经济哲学语境中的文化理论,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总框架是物质生产的“生产力一生产关系”,在此框架下有关文化的两个分框架是：“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框架和“必要劳动时间一剩余劳动时间”框架。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出的剩余产品（剩余价值、自由时间）,乃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创造这种物质条件的物质生产体现了“物的生产性”,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创造则体现了“人的生产性”。“生产性”与“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的两大柱石,其中,“生产性”理论对于探讨在当代社会和产业转型中作为符号经济的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之间、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与非产业化发展之间的财富配置关系及相关核心价值观等文化战略学问题,有重要理论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