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创新：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制度化路径

选人用人公信度是衡量干部选拔任用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尺度;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我们党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科学的用人原则落实好,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真正选出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的关键在于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良好的机制是保证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根本所在;从当前情况看,最重要的是创新用人导向机制、民主推荐机制、考察机制和纠错机制。     

关于高校干部选拔工作的理性思考

高校干部选拔工作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用人导向，用人所长的用人原则。高校领导班子应实现最佳配置，班子成员在年龄结构、专业结构、性格特征互补上也应进行合理配置，要重视党外干部、女干部的配置。要科学地减少领导干部的职数。     

改革干部选任方式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追求。改革干部选任方式,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根本途径。在干部选任工作中,坚持公开政策规定,规范选任程序和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量化积分和干部任用票决等措施,形成干部选任的科学机制,确保干部选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有效提高了选人用人的公信度。     

论如何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信力——年轻干部“火箭提拨”现象引发的思考

年轻干部违规"火箭提拨"现象折射出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影响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信力。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信力,必须树立和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不断健全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民主工作制度,强化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努力实现选人用人上组织认定与群众认可的统一。     

邓小平选人用人机制理论探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人才重要战略意义、选人用人的方针和原则、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重要论述,形成了有特色的选人用人机制理论。邓小平选人用人机制理论是我国新时期选人用人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影响。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选拔任用高校干部

按"三个代表"的要求,高校民主选拔任用干部是新形势下的需要.文章阐释了要更新选人用人观念,树立选用效益、选用竞争、选用开放和选用责任观念,进而积极完善高校选拔任用各级干部的工作机制.     

习近平选人用人思想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选人用人思想:一是选人用人的原则与制度,二是好干部的标准与培养,三是干部的管理与考核。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领导班子,是我国事业成功的关键与根本保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选人用人思想,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探索构建科学完善的干部考评机制

构建促进科学发展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积极探索实践干部考核管理工作,围绕＂考什么＂、＂怎么考＂、＂怎么用＂的问题,对构建科学完善的干部考评机制的方法展开了详细论述。     

浅议选人用人

用什么样的人,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让什么样的人掌权,关系到党之兴亡、政之得失、民之喜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以事考德、以事考才;坚持循绩选人,循劣下人;坚持按岗用人,按时用人;进一步健全管理监督机制,按照习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五条好干部标准新要求,把我党选人用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选人用人公信度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性辨析

指出人民群众在干部选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权的基本主张,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基础是公众的广泛参与,根本是公众的决定权,保障是公众的有效监督,结果是要通过公众满意度来体现;提高选人用人的民主程度、科学程度、认可程度和满意程度,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     

职务犯罪的共犯形态论

职务犯罪是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腐败现象最极端的表现,而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社会危害性更大。本文提出职务犯罪中共同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进而将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划分为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构成的共同犯罪两种类型,并指出职务犯罪中的共同犯罪人按“国家工作人员所构成的职务犯罪性质定罪处罚”的处断原则。     

刑法上“公务”含义的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对刑法上公务的含义迄今仍存在一些争议,刑法上公务的含义应当限制在刑法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在中国刑事立法中,集体事务不属于现行刑法中的公务;国有企业内国家公务的范围,原则上被国有企业聘为高管层的人员从事的高管工作属于国家公务;直接从事生产、运输、勤杂服务劳动的工人岗位的工作不属于国家公务;对于邮政工作人员实施的现行刑法第253条第2款的行为,应当分别情况处理。     

吏治与治吏——新时期中国政府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史思量

古今中外,吏治与治吏从来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国际成功经验昭示：治国必重治吏,治吏就是治权,治权首在治人,治人难在治心。吏治清明的根本在于制度,必须让权力得到有效制衡。重塑新时期中国吏治与治吏,首在把握人治与法治、官治与民治、律治与心治关系的理路。     

“距离悖论”在我国水土不服的根源探析

政府信任与政府合法性紧密相连,是执政的社会资本,任何一个善治政府都必须重视政府信任建设。当前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强弱与政府层级的高低形成正比,这无不与自上而下的官员选拔制度、官本位的政绩考核制度、距离远近对判断的影响,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有关。建立高信任的政府就要从选拔政治向选举政治转型,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人民满意度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完善政绩考核指标;严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走样,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提高公民对政治体系的认识,消除距离远近对判断产生的影响。     

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

维护公务员的人性尊严、保障公务员的权利是当代各国人事制度的共同趋势。公务员职务保障权救济制度实质上既是对公务员权益的保障,又是对公务员人事管理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文章着重在我国现实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背景下,探讨建立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并就确立我国公务员职务保障权司法救济制度提出立法建构的设想,指出应当遵循的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的转移

在对明清以来中外语言接触的研究中,"通事"作为这一过程的重要交流媒介不可忽视.这些在16世纪至19世纪初担当广东沿海中外贸易和交涉事务的翻译人员有的来自民间,有的为官方指派.他们与后来同文馆、广方言馆科班毕业的"翻译官"不只是表面上称呼的不同,更反映出其时位居高官的朝廷大员是在一个十分"被动"的状态下开始学洋语的:由藐视"番人"、"鬼话"到被迫学洋语,识洋务,从对"通事"的不信任到对"翻译官"的竭力培养.同一个角色所处的地位经历的这种"自下到上"的巨大转变,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值得作一研究.     

中国兽医制度变革与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考

中国高等兽医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如何提升专业人士的思想观念和用人理念,在有限学时资源下,体现以主干课程为主线,强调求精、归纳、梳理、重点、典型化讲授,依据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资格考试与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目的设计课程,注重学生个性化实习及其实际调查、分析、判断、决策、行动和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编写具有启发性并能反映当时热点问题、工作中常见问题、地域差别、今后趋势等内容的教材;培养学生专业文献应用、资料搜集、整理和撰写能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并选择性吸纳国外优点的培养方案。     

当前干部队伍官德建设研究

官德建设是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基础,官德体现执政党的执政宗旨,关乎党的执政风气,影响党的执政效能,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最为紧迫的是要搞好官德建设。官德建设,一靠自律,二靠纪律,三靠法律。新时期,我国可以通过端正用人导向、提高干部道德自律、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官德规范体系和健全权力制衡机制等措施来加强官德建设。     

公文写作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公文的受命性要求作者撰写时要自觉进入“无我之境” ;公文强烈的主观性和鲜明的倾向性 ,要求作者写作时进入“有我之境”。公文写作必须处理好“无我”与“有我”的关系并使之和谐统一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