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阶层化逻辑

作为家庭资产主要来源的风险金融资产正成为家庭财富分化的重要机制。本文从阶层视角分析中国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的决策逻辑,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到如下发现：在2010—2021年间,中国家庭在风险金融资产上的投资参与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并且投资决策存在两种阶层化逻辑,即阶层地位的提升和阶层地位向下流动都对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阶层地位变动所发挥的作用要强于当前阶层地位。进一步分析发现,阶层地位下降会通过降低社会公平感来促使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这表明向下流动的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是一种补偿其阶层地位下降的非理性行为。本文不仅拓展了关于经济行为的社会分层研究,还可为决策部门引导公众理性参与金融市场,进而治理财富不平等问题提供经验参考。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社会经济地位与都市青年风险感知

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伴随着社会风险增长,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得社会风险研究重要性更加凸显,其中,社会风险感知对风险防范至关重要。运用"SUNS"数据分析都市青年对各类社会风险的感知状况,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青年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转基因食品风险感知程度位居前列,对于流行性疾病风险感知位列第四;社会经济地位对关注度高的风险类型呈现正效应,即社会经济地位水平越高越增加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转基因食品风险感知的程度;在媒介关注度高的社会风险类型中,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风险感知度高。因此,都市青年对不同类型社会风险的感知呈现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的效应也有区别,但各阶层都不能降低对风险的合理感知度。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

本文采取了在社会网络领域长久被忽视的阶层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对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我们发现,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高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     

青年婚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式的婚姻观重视家庭与亲属关系,个体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往往脱离不了家庭系统而独立存在。对当代青年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调查显示,无论个体对婚姻满意程度高低.同配偶同住以及发生矛盾冲突时,配偶所采取的态度是影响婚姻主观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同时配偶之外的家人互动和社区互动关系也对婚姻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且在纳入家庭因素后,模型的解释力更强。这说明"婚姻满意度"作为一种主观判断,不仅要靠其与配偶之间的关系衡量,还需要将它放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下才能真正了解婚姻的社会定位。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基于杭州市X区的田野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而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在这一进程中，该群体内部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剖析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化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后果，对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杭州市X区作为田野调查点，对24位新生代农民工开展深度访谈，借助扎根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代际压力下的家庭禀赋机制（养老与养育压力）、代内发展下的经济保障机制（经济收入与债务负担）及外部市场下的市场竞争力机制（文凭与技术）综合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阶层地位。在社会后果上具有阶层再生产、地位差距上的“马太效应”等特征，表现为子女在择校和课外补习上存在教育分层，群体成员在发展心态和生活方式上反差明显，社会诉求和利益表达的渠道选择和争取结果上具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提出缩小该群体内部阶层差距和降低负面风险的社会治理对策。     

高层白领的社会压力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高层白领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社会压力感。这种压力感既与个人心理因素有关,同时受制于当前社会宏观环境的影响,对影响个人社会压力感知的因素需要构建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框架。对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对高层白领社会压力感构成显著影响的因素包括年龄、健康、婚姻以及收入满意度等。因此,缓解高层白领遭受的社会压力,既需要个人和家庭的调节力量,更需要社会政策营造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     

高等教育对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影响——南充市B社区为例

当前中国阶层固化严重,社会流动大为减少。在这个知识经济社会,高等教育将对农村青年社会流动产生重要作用。本文以南充市B社区为例,进行调查走访,探究高等教育对农村青年社会流动的影响。     

衡量妇女在婚姻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及对安徽相关数据的分析（之一）

本文提出衡量妇女在婚姻家庭地位的指标体系，应由婚姻和家庭这两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指标共同组成。并根据本次问卷调查内容，提出了可以由哪些指标来分别组成这两个指标体系。在婚姻地位中，提出要把对婚姻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妇女在婚姻中地位和状况的重要指标，同时应该对这个主观感受的指标作合理的客观验证。在家庭地位方面，提出家务劳动分担状况能否作为衡量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指标，需要通过数据进行分析论证，需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本文用上述观点，从婚姻和家庭这两个方面分析了本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安徽省的相关数据。对上述的两个重点问题进行了探讨。     

“80后”新中产的向上流动之路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我国中产阶层人群规模不断扩大,"80后"将逐步成为新中产阶层的主力军,他们不仅具有向上流动机会受阻的整体特征,特殊的社会环境也使该群体内部出现了向上流动处境多元分割及发展策略多元化的特点。